學生湧進曹家後，找不到曹汝霖（已聞風藏匿），拆床、砸家俱、毀車並放火燒客廳、書房等處，章宗祥適在曹宅躲藏，聞火而出，被學生痛毆，由日人中江丑吉救下，從後門逃出。當警察趕來時，學生已走光，只逮捕走避不及的二十多位學生，段錫朋與傅斯年都在其中。傅在警方盤問是否有參與放火時，答道：「好漢做事好漢當！」而被帶走。在蔡元培校長保釋，學生被釋回。日後傅斯年談到五四時，曾說過：「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就是無內幕。」顯示五四只是動機純潔的學生愛國運動，是自動自發，並沒有被中共或其他因素所操控與鼓動。
然而五四後，北大學生會漸漸變質，此時共黨分子活躍於「工讀互助團」，毛澤東也是成員之一，他們吸收不少各省來到北京準備考學的學子們。1921年，《新青年》已變成了共產主義的下正式宣傳刊物，胡適另創《努力週報》。胡陳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至此分道揚鑣！
30年後，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余英時教授指出，「《自由中國》承擔了傳播第二度『五四』運動的重任是不足詫異的。」雷震、殷海光致力推動反對黨與推動民主政治走向政黨政治，不惜得罪老蔣的三連任算盤，得罪當道，成了威權的犧牲人物。1970至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從事運動人士動輒身陷牢獄。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人士多人以「叛亂罪嫌」被捕，在逃落網的總指揮施明德更被視為非殺不可的「首謀分子」，當時小蔣曾找《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商談此事，余先生向小蔣建言：「用殺不能解決問題」，在美國國會議員與外媒和國內各界壓力下，最後施被判無期徒刑，其餘皆判有期徒刑。
黨外組黨運動日趨熱絡，余紀忠對此一運動，特別是組黨一事，不斷給予同情與支持。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當晚國民黨部與軍方聯合施壓封殺此一新聞，余先生以「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壓制人民組黨結社的權利，無以向歷史交代」為由，拒不受命，新聞照發。翌日中時更發表社論對黨外人士組黨一事，提出「憲政體制必須完整，政黨必須開放，國土不容分裂」三點看法。完全和胡適在1949時為《自由中國》寫下宗旨的那種精神前後呼應！
小蔣放下了威權體制，讓中華民國走回真正民主法制，深切體會到「反攻大陸」是不可能圓的夢時，同時開放的老兵探親，小蔣甚至表明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同時表示蔣家第三代不會在政治接班，來表明推動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的決心。在黨的走向上，小蔣深知國民黨必須要本土化，才有生存與發展的可能。大量舉用台省籍菁英就是此時最重要的政策，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等人紛紛受到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