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會議上,同事聽完這次弱勢居住題目的題綱,小心翼翼的問我:「我知道照顧弱勢很重要,但是,這個議題和我做為一個台北市民有什麼關係?」
一開始起心動念,是掛念著:公辦都更雖然主打「政府做事公開透明」,但實際上如果仍按市場邏輯運作,讓租戶在第一關就「出局」,不能參與新房分配,南機場、蘭州社區可能有高達半數以上的居民(且其中大多是弱勢)必須離開原居住地,整個社區因此分崩離析。
聽完我的想法,同事看起來並不太買單,但仍是務實的給了些建議。離開辦公室,我也不斷自問,究竟弱勢居民住不住台北市,對其他台北市民的意義是什麼?
城市為何需要不同階級的人?
於是每採訪一位學者或專家,我都試著問他們:為什麼我們應該保障弱勢的人能住在台北市?或是說,一個城市為何需要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同住在一起?
政大地政系的孫振義老師說,自由經濟主義者的回答會是,都市資源多、政府投入的資金也很多,大家認為這裡是一個值得待的地方,地價也因此水漲船高;如果有中下階級硬是留在都市裡,代表他付出很小的代價、創造很少的產值,卻住在很貴的地方。這就像常態分班和資優班的爭論,有人認為能力強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發揮最大產值,不同程度的學生(階級)混在一起可能較不經濟、效率不高。
文化大學市政暨規劃學系講師王章凱則從資本主義治理的角度分析,認為一個都市不可能只靠老闆來運作,還需要中產、藍領階級從事基礎工作,「即使台北沒工廠、還是要有接電話的人」。而如果這些人無法住在都市裡,資方就得付出更高代價解決勞工的交通成本。因此聰明的資本主義會顧及社會不同階級的需求,以穩固統治合理性。
王章凱舉了日本東京「品川東口」建案為例,大樓位在皇居附近,多家企業把總部設在這裡。雖然地價高昂,地下樓層卻開設了不少餐廳、書店、診所等照理負擔不起高額租金的店面,大樓經營者的考量是,企業總部有數以萬計的中產工作者,如果來此工作得跑到很遠的地方才能看病、吃飯,「好員工是不會想來這邊工作的」;如果員工的生活成本低、便利性高,他們自然會安於工作。
「一座城市的資產是所有人的功勞」
「一座城市的資產是所有人的功勞,不是單一階層的人可以創造的,因此更應該開放讓大家共同使用,」延續城市由不同族群建構的觀點,台大社會系陳東升老師則從「公平」的角度討論為何城市不該只剩有錢人。陳東升說,一座城市的文化異質性是由不同的族裔、收入、性別族群共同建構;而且,一個城市能有捷運、森林公園、大學,是幾百年來人們的共同努力,更是所有納稅人的資產支撐起來的。如果今天只有住台北市的富人獨佔這些資產,顯然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