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樣的不公平更有可能不斷複製。陳東升說，年輕人沒錢，住不起台北市，必須往外住，但大部分的工作機會都在市區，於是就得花更多錢通勤；通勤成本高，收入變向被剝屑，意味著一個人累積財富的速度更慢。此外，偏遠地區的教育等資源比較少，更可能降低後代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有錢人住在城市裡，則更能複製、鞏固原來的優勢，最終造成工作、文化和社會流動因此減緩、甚至消失。
「差異、多元才能維持城市永續運作」
「要讓不同的人住在一起，彼此才能相互理解，願意分享，才能維持公共的城市，讓除了住宅以外的東西維繫下去。」講到這裡，陳老師看起來似乎有些激動：「差異、多樣，是維持一個城市永續運作的基本原則。同時我們也要理解這些差異、讓其他的人生活有尊嚴，這樣的理解回過頭來也能變成別人對你的尊敬。」
陳老師論述相當完整，愚鈍如我則是等到第n次拜訪蘭州社區後，才真正聽懂他的話。當王媽媽問，「我們是不是要被這個社會淘汰了？」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但也忍不住自問，難道當城市變得富裕，就沒有像王媽媽這樣的市民的容身之處了嗎？今天整宅或許殘破、或許是進步城市亟欲搓洗的污垢，市政府打著「公共」的名號介入協助居民換新家，但新蓋好的房子由誰來住？市府說公辦都更比過去更透明了，可除了講價方式相同，公辦還能為這座城市帶來哪些共同的好處？
就如陳東升老師所說，一個城市並不是只由少數富人創造，而是由不同階級、族裔、性別等各式各樣的人共同投注心力、共同形塑的。做為一個不住在蘭州整宅的台北市民，今天當北市府用人民賦予他的權力和資金（人民繳的稅）宣布要起新厝，我想知道的、或我認為市府該發揮的公共性，是要善盡分配義務，讓在價格至上的社會中屈居弱勢的人也能有尊嚴的居住在台北市，確保利益不過度傾倒向於本來就有能力買房的一方。
「完全靠國家 有救才怪」
和陳東升老師訪談到尾聲，他說，近期兩次選舉都反映社會對世代正義的渴望，如今新政局開始，公民社會還是要持續監督政府、提出政策創新，「完全靠國家，有救才怪。」同樣的，市府要在南機場、蘭州公辦都更，本來就是創舉，而社會是否也能藉這個機會討論、檢視是否政府有落實公平的承諾？
這是我所認為的，我們為何該關注整宅裡的王媽媽、郭奶奶、陳伯伯以後要住哪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