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學生之外，與日本人關係密切的臺灣紳商，及在政府機關任職者、任教於學校的老師等人，都是較早剪去辮子的一群人。
日治時期一開始，大稻埕仕紳李春生便應總督之邀前往東京參訪。因為在當地被謔笑所留的辮子像是一條「豬尾巴」，他便憤而剪斷辮子，並提到：
予素喜西制，嘗慕改妝效顰，以為利便，奈格於清俗，不肯權變為憾。今者，國既喪師獻款，身為棄地遺民。此次東遊，沿途頻遭無賴輩擲石譭罵之苦，因是決意斷辮改妝，以為出門方便之計。
台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也於1900年藉法國行的空檔剪掉辮子；至於任職於新竹公學校的黃旺成，在1913年學校發下任命書後，除了到店裡訂購文官制服外，也旋即在朋友簇擁下剪辮。
然而，剪去辮子、換成西式髮型後，按理應搭配洋服才對。但當時，一套洋服要價極貴，一套三件式的西裝斥資20圓至50圓，二件式的則要12圓至30圓，一件長大衣式的外套約為23圓至50圓。以當時擔任新竹公學校訓導的黃旺成、月薪約18圓至22圓來算，一件西裝要價約當於一名臺籍教師的月薪。
因而，對一般臺灣民眾來說，這便成了斷髮剪辮後一筆極為沉重的負擔，且勢必影響斷髮運動的推廣。因此，1911年，臺北出現了「斷髮不改裝會」，提倡斷髮剪辮，但不改著洋服；西洋「文明的頭顱」仍可搭配臺灣的服飾，其目的就是為了排除剪辮與穿洋服的關聯性，讓剪辮更為臺人所接受。
在此之後，臺灣各地陸續出現類似的組織，例如：基隆的「斷髮不易裝會」，臺中、臺南、宜蘭等地皆有地方人士組成「斷髮會」等，都提倡剪除髮辮，以追求進步、衛生的現代文明生活。在這些提倡斷髮組織的大力推廣下不久，全臺各地很快獲得了熱烈的響應，臺灣男性的斷髮剪辮也於焉蔚為風潮。
臺灣女性的纏足是傳統中國父權思想之下的產物。然而，從醫學觀點來看，女性的纏足同於男性的辮子，都被已西化的日本人視為不健康、不衛生、不文明的落後表徵。
其實，早在日治之前的清代，教會學校已開始推行女性的解足。例如：1885年創辦的臺南長老教會學校在招收臺灣女學生時，就要求女性解放纏足。1883年，創建於北部的淡水女學堂（今淡江中學），也在校規中規定，學生需解放纏足。
然而，基督教會的影響力畢竟有限，加上總督府擔心，馬上嚴禁纏足或將引起臺灣人民的反感並有礙於接下來的統治，才僅以宣導鼓勵代替禁止。因此，解放纏足最大的功臣，可謂大力推行的民間人士。
1900年，以臺北大稻埕醫生黃玉階為首的士紳們，成立「臺北天然足會」，倡導解放纏足，但此男性紳商主導的解足運動成效有限。1911年，婦女組織成立「解纏會」，由於以女性自身的角度出發，作法與行動都較為積極，加上官方的支持，因而有了較大的迴響。
＊作者彭威翔，臺灣花蓮人，畢業於臺北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國小教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