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差異，寬容、懷柔處理才是上策
諮詢期間，剛巧碰上雨傘運動的兩周年。不少香港人當下最關注的，依然是政治制度能否有合理的改革——中國政府仍是對之寸土不讓。然而，政制的停滯只是香港倒退的其中一環。香港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所承受的不單是壓制，也涉及潛移默化的改造。何以教育的左傾會觸動香港人的神經？因為民眾已開始略懂中國的政治手段乃軟硬兼施，而本土文化和價值正遭受侵蝕。港人從二○○八年北京奧運為中國加油，轉而在剛結束的里約熱內盧奧運對中國持幸災樂禍的心態，並非無中生有。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強調自己是香港的祖國，兩地血濃於水，她也不能否定：香港與中國具不一樣的意識形態。《南京條約》於一八四三年生效，香港島首先割予英國，到回歸時，香港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另類發展。就如同英國與法國於一七六三年簽署《巴黎和約》後接管新法蘭西（今加拿大魁北克省），當時的法裔移民已在該地生活了同樣是一百五十多年。當時的英國決定對之採取寬容政策，准許魁北克人信奉天主教信仰（英國國教是基督新教），時任最高指揮官James Murray更下令軍隊不能擾民，並要幫助農民收割和進行社區服務，贏得了當地人的愛戴。而繼任的總督Guy Carleton更促成一七七四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Acte de Québec），維持當地原有的法律、制度和宗教。當年鄧小平提出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不過也是類似的思維，希冀以懷柔政策應對與中國發展分道達百多年的香港。
近年權貴企圖以教育和其他方法把香港「和諧化」，顯然做成了弄巧反拙的局面。當然，若深究教育內容變化的原因，未必完全是因為中國大力要求改變教育的方針，也可能如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一九九六年）道：「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My anxiety is this: 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香港回歸之後，一些高官為求私利，揣摩上意，阿諛奉承，宛如秦二世身旁指鹿為馬的趙高，而不是力諫隋煬帝不要出兵高麗的蕭瑀。教育成為他們圖利的途徑，並非空想。無論如何，若香港和中國政府堅決不就兩地差異如回歸初期釋出尊重和妥協的舉動，香港的社會將難以穩定。參考社會立體論（social cubism），兩地無論經濟、政治、文化心理、歷史、宗教和人口都因為殖民歷史而產生分歧，強行提倡「融合、團結」，只會做成族群衝突（參圖二）。是以兩地真正的融洽，須從根本的政治思維着手，而非不斷重覆官腔「一國兩制之成功，國際有目共睹」就能解決。原理就如近年熱衷足球夢的中國傳媒高呼「在不久的將來要躋身世界盃決賽週」，卻沒有根治國內足球制度的腐朽，因此改變不了在外圍賽輸得慘不忍睹的事實。
＊作者在港進修中國人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