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自制和人權保障，孰輕孰重
大法官被提名人不願多談同性婚等人權議題的另一個理由，則可能和其對司法權的理念有關，主張「司法自制」者，通常認為重大爭議性的事件，不應由非民選的司法機關決定，而是由多數民意決定，換句話說，就是由國會決定；但是當很明顯的有人權受侵犯之虞時，究竟是要等多數民意轉變?或是要等習於牛步的的國會做出決定?一向採極簡主義的美國法學教授桑斯汀去年來台時，接受風傳媒專訪，針對美國最高法院剛通過支持同性婚一事時說，他當然偏好由民主程序來處理，但他還是很高興最高法院做了正確的事。
畢竟，異性戀視為稀鬆平常的，對同性伴侶來說，他們的家庭照護、財產分配、甚至安寧陪伴等等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不平等的時間愈久，他們人生的機會就是一分一秒在流失；情勢是否急迫，當然該由人權的弱勢者決定，在司法節制與人權侵害的迫切性之間，大法官被提名人未必要完全不語的。
大法官被提名人可以反過來「教育」國會
當然，許宗力擔心觸及個案，並非沒有道理，然而，在國會行使同意權時如何處理這個難題也有解方，法哲學家德沃金主張，被提名人可以不討論個案，可以不透露他們的投票傾向，但他們可以拉高層次討論如何釋憲，這當然包括何謂平等權，何謂言論自由保障，德沃金相信，高明的被提名人總是可以回答這類的問題，而不觸及個案。在這樣的過程中，同意權行使才可以真正做到教育公眾的目的。
許多人相信，許宗力正是這樣高明的候選人，甚至，已有人認為，許宗力提出病態這個背離時代潮流的選項，其實已埋下伏筆，為未來宣布現行法律違憲埋下伏筆。然而，在最後這一關來臨前，我們的大法官被提名人也許有機會反過來「教導」國會，正因為國會的怠惰和懦弱，大法官才成為保障人權的最後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