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領域、新問題帶來的挑戰，是每個歷史學者都會遇到的挑戰，正如年鑒學派大師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對於歷史學家，對於所有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所有客觀的科學家，前面有如一個新大陸，永遠值得探索」。如果面前沒有一個新大陸去探索，史學家的工作可能就會像英國歷史學會前會長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說的那樣：「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大多數歷史學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襲傳統」，「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這些機器儘管低於現代最先進的標準，卻仍然能夠使企業在盡可能少地追加資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數量的擁有現成市場的老牌傳統產品」。
除了這兩個挑戰外，還有其他挑戰。歷史學家夏伯嘉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他當年在耶魯求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其中之一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他說：「史景遷文筆非常好。在中國史專業裡，有些人認為他寫的東西不夠專業化，有些人則覺得很有啟發性，因而產生了些爭議。但是我覺得他給學者的啟發在於：歷史不能寫得很枯燥。怎麼把歷史寫得有意思，這是對我們所有歷史學家的一種挑戰。」要寫得雅俗共賞，不僅需要改變寫作套路，而且也要改變寫作的語言。正如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說：「能用簡短的言詞就能說明的問題，為什麼要用冗長的詞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證。」這些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大多數史學工作者習慣了專業論文的寫法，積重難返，要改變文風，確實是一個重大挑戰。
就我而言，治史數十年，也寫了不少專門的史學著作。如今要把一些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的看法、想法寫成一本面向大眾的小書，就必須改變習慣了的寫作方法，但是由於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因此這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各種挑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更大的挑戰。在國際中國歷史學界，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做「衝擊─回應」（Impact-Response）理論，是美國的中國學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在西方影響很大，在中國也得到廣泛的贊同。這裡姑且不談這個理論，只是借用這個說法，即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刺激，就不會產生反應，機體的潛力也就得不到發揮的機會。在治學方面也是這樣。沒有挑戰，日復一日地做同樣的工作，研究工作就將會變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評許多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生產出與過去一樣的產品。如果這樣的話，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也就接近於尾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