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創辦人祖克伯檢討臉書在大選中扮演的角色）
台灣的行動電話普及率要高於美國甚多，用戶對行動電話的依賴度也遠超過美國。在台灣，從事服務業的人口比例，接近70%，且每日社會橫向流動性(Daily Social Mobility)也遠超過美國，利用家用固網電話進行民調，陷阱更多。然而，某些政黨似乎迄今都還沒有意識到傳統電話民意調查的陷阱，竟然還忽發奇想地利用電話民意調查來決定提名候選人。
台灣的民調一向師法美國。電話民意調查進行的時間也是選在下午六點到晚間十點，在雙薪小家庭居多的都會地區，這個時段通常不是無人接聽，就是找不到合格受訪者，訪問失敗率偏高，再加上近年來電話詐騙案太多，電話調查的拒訪率越來越高。至於農業和加工製造業混和、留守老人偏多的城鎮及鄉村地區，這個時段找到的受訪者，通常年齡偏高，政治傾向穩定而守舊。而隨著電信技術的進步，固網電話可以指定轉接到行動電話上，在派系操控的小區域選區中，電話民調決定候選人的辦法，提供了變相期約賄選的管道，也強化了派系領袖出線的機率。因此，可以想見，當政黨透過電話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時，在都會地區，政黨找不到符合年輕、自主性高、公民意識強的選民期望的候選人，在農村地區，找到的都是同質性高、年齡偏高且無開創性的候選人。這就是國民黨2014年六都選舉、2016年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大敗的關鍵性原因。
社會期望值與受訪者的防禦心態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一個叫做 Trafalgar 的民調，擊敗了主流媒體和民調機構。Trafalgar透過電腦詢問受訪者：「請問你的鄰居支持誰」，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準確結果。這個民調的設計，突破擔心支持川普，而不敢表態的選民心防。早在1980年代，我在中國時報主持民意調查中心時，我們便曾用類似問卷設法了解基層選舉賄選的嚴重性，當時，我們放棄了詢問受訪者是否因收到候選人的賄款才決定投票，轉而問受訪者:｢就您所知，您的鄰居有沒有收到候選人送的禮物(或禮金)？｣我們發現，受訪民眾，怯於或羞於承認自己的受賄，但勇於透過問卷訪問，｢檢舉｣鄰居的受賄，透過交叉比對，我們對台灣各選區的賄選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詢問民眾關於某些政治或社會議題時，時常會遇到｢社會期望值｣(Social Desirability)的問題。也就是說，受訪者會依照社會對這個議題的多數人的看法去回答問題。譬如說，社會的價值觀是不可說謊，因此，當詢問受訪者是否曾經說謊時，往往得不到真實的答案。社會期望值扭曲調查結果最有意思的例證就是某保險套公司長期發表各國男性的性行為調查報告，他們詢問受訪男性，一周有幾次性行為時，受訪的男性基於社會長期流行的奇怪價值觀，諸如「一夜幾次郎男」「男性雄風」「男性每周幾次性行為才算正常」等，再加上強烈的自尊心，受訪者的回答，通常是偏多的、灌水的、甚至根本就是一連串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