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倒下前，城市中心被這道人造的政治邊界一分為二，橫亙在兩個柏林、兩個德國之間的屏障，也成為隔絕冷戰二大陣營的意識形態高牆。圍牆傾滅前，曾有幾位東德足球員歷經驚心動魄的逃亡過程投奔西德，有人順利開啟第二人生，卻也有人離奇喪命，幕後黑手更直指母國的「老大哥」—東德史塔西。
在柏林圍牆東邊，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被公認為共產世界最強大的情報部門，自封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東德）政府的「盾與劍」，盡其所能確保政權穩固。「我們無處不在」（WIR SIND ÜBERALL）的標語，更充分體現史塔西在東德建立的龐大監控網絡，深入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
滲透與侵蝕
兩德分裂時期，史塔西動用無數秘密警察竊聽、窺探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更深入民間社會吸收大量線民，每棟公寓、每間工廠、每所學校幾乎都有「抓耙子」為史塔西打探消息、向上級「打小報告」。
在東德政府垮台前夕，史塔西轄下約有27萬名探員（包括正式雇員及通報者「IM」），平均每63名東德人就有一人成為當局的眼線，每2人中就有1人是史塔西監視、情蒐的目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史塔西所滲透。
對於被當局懷疑為異議者的人士，史塔西更建立一套名為「侵蝕」（Zersetzung）的心理騷擾機制，透過竊聽、黑函、神秘電話等攻勢，使受害者不堪其擾，許多人因此被迫辭職、中斷學業，甚至精神崩潰。
兩個東柏林小夥子的大逃亡
史塔西的監控網絡遍布社會各個角落，就連足球隊也不能例外，東德最強大的足球隊「柏林發電機」（Dynamo Berlin），長年由掌控史塔西數十年的情報頭子梅爾克（Erich Mielke）擔任榮譽主席。對施勒格爾（Dirk Schlegel）與格茲（Falko Götz）兩位出身東柏林、可說是在圍牆旁一起長大的年輕球員來說，身為國家足球隊的一員，讓他們獲得在當時鳳毛麟角的合法出國機會，卻也代表著祕密警察更嚴密的監視。
This week marks 30 years since the Berlin wall came down - 9 November 1989
— Patrick Jennings (@pr_jennings) November 5, 2019
I met two footballers who escaped East Germany - this is their storyhttps://t.co/CBQL68oXtQ
為了追逐足球生涯的更多可能，兩人開始思考透過出國參加歐洲盃（European Cup）比賽逃離的可能性，總是到森林裡「散步」好幾個小時，藉此避開史塔西的眼線，討論逃亡計畫。第一次，兩人嘗試在球隊赴盧森堡比賽時逃亡，「但無論我們到旅館、餐廳、球場，都有好幾位史塔西的『朋友』跟著我們，完全沒有趁亂逃走的空間。」
1983年11月，柏林發電機到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應戰，施勒格爾與格茲再度看見逃亡機會—在同屬共產國家的南斯拉夫，史塔西的監控強度放鬆不少。當巴士在市中心停下，球隊工作人員宣布球員可以在接下來一小時自由活動，兩人互看一眼，摸摸口袋裡準備好的錢與文件，彼此心照不宣：「我們都意識到關鍵時刻來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