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園同學今天跟我說：『我不要跟日本人玩！』」
筆者就讀臺北市立一家小學附設幼稚園的長子氣呼呼地回到家，已經是二○一二年九月底的事了。當時正值漁民為了抗議日本政府在這一年九月十一日宣布將尖閣諸島收歸國有，約五十八艘漁船在十二艘中華民國巡邏艇護衛下，於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入侵尖閣海域的日本領海。從這年夏天之後，有關尖閣的險峻情勢屢屢見諸媒體，長子又是園內唯一的日本人，筆者當時已有一種抹不去的預感，擔心幼稚園小朋友在家中聽到大人們的談話後，不無可能對長子做出不友善的舉動。對此，筆者自認已做好相當的心理準備。儘管一切都在預料之中，然而長子受到的「洗禮」，還是在筆者心理上造成不小衝擊。
聽完長子的話，筆者立刻要求與幼稚園老師見面。班導師似乎也感到相當訝異，當天就安排當事人與雙方家長坐下來談。幸好，對方家長及幼稚園老師態度都很溫和理性，也承諾會在學校和家裡教導小朋友，以免再次發生相同事件，這段插曲也暫告一段落。對方家長之後也數度表達慰問之意，由此可看出，這件事也給對方家庭帶來相當震撼。或許是因為園方以及對方家長的通力合作，此後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問題，升上小學後，長子和那位小男生相處融洽，沒有因為對方曾跟他說「我不要跟日本人玩！」而心有芥蒂。筆者不認為讀幼稚園的小朋友懂得什麼國家主權、領土問題的大道理，原因恐如筆者當初所想，整件事是因為小朋友受到家裡大人的影響，也就是大人看到新聞或其他報導時所講出來的一句無心的話所造成。雖說這種事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家庭都有可能發生，但也正因此，更凸顯出領土爭端所觸發的民族主義思維深植人心，非一朝一夕能解。
筆者第一次接觸到尖閣問題，是在一九九六年。當時筆者任職於臺北的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自由中國之聲」，身兼記者與播音任務，專門負責對日本廣播。同年七月，日本右翼團體在尖閣諸島北小島設置燈塔，對此，除臺北與北京方面各自發表抗議聲明外，也斷斷續續發生一些騷動，像是臺灣及香港「保釣」人士調度船隻前往尖閣等。筆者當時的工作，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各部門以及駐日代表處的抗議聲明、臺灣各大報的社論、觀點翻譯整理成日文廣播稿，以新聞或解說方式向日本發聲。關於島嶼的領土主權問題，筆者的認知是，它隸屬於沖繩縣，是日本政府有效管治的領土，但工作畢竟是工作，筆者還是以看開的態度來面對這項令人不怎麼開心的業務。然而，關於尖閣諸島的新聞報久了，筆者常感到心情鬱悶。有些聽眾平常明明很開心寫信來點播歌曲或訴說對節目的感想，但一碰到尖閣的問題，態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以強硬語氣主張領土主權，也正是在這時候，筆者親身體會到領土民族主義問題之棘手，令人難以招架。隨著尖閣議題的報導越來越熱烈，筆者在臺北的日常生活雖不曾受到威脅或傷害，卻常看到平時很熟稔的同事及友人在即將聊到有關尖閣的新聞時，臉上露出的尷尬神情。有了這些經驗，筆者發現自己在這段期間，很自然地學會了盡可能不去碰觸尖閣方面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