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期間，監獄機關的生活條件對這名年輕人來說是每下愈況，不論是個人的騷擾，還是其他犯人的暴力行為。某天晚上，獄監將不久前爆發鬥毆的一群囚犯叫來，在詢問他們時一個接一個地打。接著他們叫這些犯人到醫護室處理傷口，之後將被安置在懲戒用的單人禁閉室。渾身是血和被打傷的所有犯人安靜地回到自己的區域。以單人禁閉室隔絕實際上是最常見的懲處措施。平均一天會有四分之一受監禁的未成年人被判關入禁閉室中。布蘭德歷經了好幾次。他的獄期總共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禁閉室裡度過的。更何況他的兄弟建議這可能是逃避飽和宿舍裡其他犯人壓迫的好方法。但他的兄弟在一次探訪時觀察到布蘭德因被剝奪食物而變得削瘦，以及遭受虐待而留下的痕跡後改變了想法。
某天，布蘭德和一名警察有口角，後者在陪他戴手銬淋浴時，將他壓在地上痛打一頓。還有一次，在他回到他的單人禁閉室時，一群犯人撲向他，當著獄警人員的面，對他拳打腳踢，而獄警人員介入時只是不疾不徐地將他們分開。這兩個場景的沉重影片在後來已經公開。屈服於這專制暴力的體制，沒有從其司法程序中脫身的希望，這名年輕人越來越抑鬱寡歡。好幾次，他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尤其是當他重返法庭，而他的案卷又再度被發回時。
最終，在他的二十歲生日後不久，在第三十一次的庭訊時，法官竟告知他不再起訴。控訴他的人離開了這個國家，而且下落不明。布蘭德被釋放了。他回到母親身邊，重拾課業，參加電腦培訓，但卻找不到工作。在高內曼的文章發表後，他成了刑罰不公的象徵。政策負責人用他的案例主張司法和監獄制度的改革。戲劇界名人探訪他以表示對他的支持。一位匿名的捐贈者為他支付大學的註冊費。一名律師代表他控告紐約市。然而，這名年輕人無法適應他的新生活。他不斷向他的親友敘述他在獄中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我的精神生活已經受到了損害，」他說，「對我來說，有些事情已經改變了，而且回不去了。」他的精神狀態逐漸惡化。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在別人面前會感到不自在，而且開始認為別人一直在監視著他。他兩度因精神病住院。「我感覺我生命的喜悅被偷走了。」有一天他對這名記者吐露心聲。某日下午，在他出獄的兩年後，他在他房間的窗戶自縊身亡。
＊作者迪迪耶‧法尚（Didier Fassin），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醫師，目前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以及法國國立高等社會科學院。本文選自《懲罰的三大思辨：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