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多以制度安排為重點
什麽是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其大致内容不外：台灣可以「保留原有的制度」，「特區」，「司法獨立」， 「終審權不必到北京」，「保留自己的軍隊」， 「不派人到台灣」， 「比對香港更為寬廣的條件」。這些都是接受一國兩制之後的制度安排。但是，台灣對此一概不予考慮，令鄧小平都百思不得其解。「一國兩制對台灣來説， 有什麽損失呢？」（鄧選3， 362）盡在不言中的假設和影像是： 兩岸問題的解決完全是利害權衡， 損益計算， 像是供需調節的市場問題。換句話説，如此慷慨的制度安排， 對台灣方面幾乎有百利而無一害。台灣方面的反應竟然是來個 「不接觸， 不談判」 的 「非理性」的無動於衷。在制度主義者看來， 幾乎是不合趨利避害的 「人性」。
不過，要是說； 一國兩制完全忽略情感問題， 那也不盡情理，一國兩制也有心理的成分：傳統地緣政治的安全恐懼因素， 即「你不吃掉我， 我也不吃掉你」，以及類似家庭内部糾紛的 「都屬一個大家庭」。只是，實踐證明：制度的安排與感性的呼籲脫節。 如何 「從此岸到彼岸」？
族群衝突的文化／心理因素
問題出在哪裏？我想首先要抛棄傳統 「實在主義」， 「實證主義」的偏見和包袱。瞭解制度的良否固然重要，人不僅可能是 「理性」 的動物，她∕他還有情緒和感受。況且，「理性」不是過去長久被論者扭曲的毫無情緒的認知狀態，而是認知和感受混合的心理狀態。制度的優良與否的判斷，不僅在建議者的認定，更需對方同時以智性和感性的接受。不僅建議者是否可以信賴 （ 因此相信建議可能不會是陷阱）， 取決於對對手的情緒感受；信任與否， 不是理性分析， 而是情緒和感覺的作用。 即使認知衡量，也不能自外於情緒感性的左右。損益分析分析什麽？什麽因素必須分析？即證據的認定，選擇，信賴，份量，極大程度受到感情的左右，不是純粹智性的考量，因而沒有不帶情緒感受的損益分析。如果人能有不帶情緒感受的分析， 那他∕她正是 「非理性」 的動物。
文化心理因素是認真解決兩岸關係的先行和重要考量
任何化解族群衝突的談判如果有開始的希望，必需至少兩階段的設計：
一、先行程序， 也就是談判的前提，要求衝突的各方改變敵意，至少是相信對手有接觸的價值。這是情緒感受的心理變化。心理變化固然會受到制度安排的利弊所影響，如何衡量制度的良否， 卻也取決於心理的感受。
二、 一旦有了初步的認識和瞭解，才有胡錦濤 「從易入難」 ， 進一步探討困難議題及安排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