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因為感染愛滋而在美國等地尋求避難的中國人多了起來，涉及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和不同民族人士等。只要當事人的律師找我，我都提供了專家證言。看起來，我的證言比較有力，多人拿到了避難，所以去年一年就有多名律師來聯繫我，包括商業律師和公益律師。
在諸多案件中，我比較為難是一名中國某個少數民族人士在西方某國申請政治避難的情況。我不清楚他如何來到這裡，但從他申請避難的理由來看，他應該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成員，更不是恐怖團體成員。但他聲稱自己是某個團體成員，而該團體被中國政府定性為恐怖主義團體，好像也在聯合國黑名單上。
大赦國際的成員找到了我，說明此人在申請避難期間被發現感染愛滋，詢問我關於中國愛滋人權情況。我介紹愛滋感染者在中國遭遇嚴重歧視後表示，大赦國際可以運用我發表過的報告，但我無法為此人避難申請提供專家證言，以避免我在中國出現不利的情況，被人硬把自己和恐怖分子聯繫起來。
儘管我為他人政治避難多次提供專家證言，但我自己出國後卻時刻準備好回國，沒有走避難程式。但是，美國似乎已經不再是我們曾經理解的美國。我告訴這位退休法官，我不喜歡希拉蕊，但我知道，她當總統，我在美國還可以享受自由，是安全的，而現在，一切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作者為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成員，投入中國河南愛滋防治與公衛研究多年，數年前流亡美國，仍持續關心大陸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