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小胡同的旮旯裡「藏龍臥虎」，大概是北京永遠的特色。你的鄰居，某個邋遢的老爺子，可能是大清的貝子貝勒，或北洋的某任外交部長，或傅作義的一個將軍，都不奇怪。蟄伏的舊文人則更如斷線的珍珠撒落在草窠裡。
我家住在西齋第七排，前一排住著一家姓吳的，三兄弟分別叫大豬、小狗、小貓，還有一個小妹妹乾脆叫小老鼠。他們的父親不像個共產黨的「秀才」，頭上老是戴頂全院獨一無二的貝雷帽，也從不見他上班。漸漸聽年長一點的玩伴說，大豬的爸爸學問最大；我去問我爸他是誰，老爸的口氣也很吃重：「他是紅學家，很有名的，研究曹雪芹身世沒人比得過他。」
紅學家最大的麻煩是電話多。西齋上百號人，只大門口一部電話，門房老頭只聽鈴響，逮住玩耍的孩子跑去叫人，拎住誰是誰，有個傍晚，我正在大門口瞎逛，被門房拎住叫人去，正是大豬他爸爸的電話。老頭氣喘吁吁跑來，用洋文對著話筒叫嚷了一陣，末了看了我一眼，說幸虧你去叫我，這是英國打來的。我那時還真鬧不懂《紅樓夢》跟英國有什麼關係。很多年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裡，見到不少他寫的書，大多是考證曹雪芹在北京西山寫《紅樓夢》的專著，才知道他本人也是個旗人，與紅學有點什麼特別的淵源，也出洋留學過，就更詫異他如何能憋在西齋那陋屋中，去研究鐘鳴鼎食的富貴溫柔鄉？
我搬出了西齋之後才知道紅學家叫吳恩裕，卻再沒見過他。後來在網路上讀到一篇文字〈想起吳恩裕先生〉，作者劉自立，不僅跟我同在沙灘大院住過，此文他說「上個世紀七○年代初葉，因為父親問題，我們闔家被驅趕出北京沙灘中宣部大院，移居西齋斗室」，自然跟吳家做了鄰居，所以在他的筆下又出現了「紅學家」：
一日，忽見一位身體微胖，眼架金絲眼鏡者，氣宇不太軒昂，卻也不俗於人眾者，慢慢走過，頓生一絲好奇。因為和那些舉止夾著尾巴者，到底身心顯示出很大不同。後來聞知，此公，吳公恩裕也，本是大名鼎鼎之北大教授，卻也住在這裡斗室之中。再後，詩人北島與我遊，說是，也在此找過吳恩裕先生約稿《今天》。我本是見過此公，卻並未深談過。西齋格局是這樣。門開向北。進院後就是一個小通道。然後，從南向北，延伸十幾排房舍。我們家住在頭排，吳家住在後面六、七排。排房高大，隔間卻小。也沒有暖氣和煤氣。
我知道吳先生精神不同於文革中人，就是因為我夜遊見友回房，常常聽見吳教授於深夜，尚在高談休謨，孔德；聲如鐘磬。我那時也讀哲學，就往往偏聽一遍，只是可惜，不記得吳先生具體觀點了。後來聽人說，吳恩裕是政治哲學教授，是紅樓夢專家，與喬冠華同學於德國，又是拉斯基的學生（還說，他並不贊成喬與章之後來婚事，云云）。堂堂北大著名教授，何以會和西齋底層雇員住在一起；是誰讓他搬出北大；他的政治學觀點，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如何安置？他的拉斯基學生的身分，如何排解？他在後來的政法大學，教什麼課？是紅樓夢，還是政治學？他的政治學，和中國無政治學，只有毛學之悖，何以解決？等等。以後，我作為吳先生鄰居，逐漸有所交談，卻也多是寒暄問候，並無深入。七九年前後，一日，我忽然在人民日報上看見一次官方活動人員排名，吳恩裕排名在于光遠之前。這讓我很是注意。也說明，耀邦時期對於某種人文和聞人的一些尊重，也說明，吳先生之文化人重要地位，有所恢復。這在毛時期，絕無可望。再一事。小街道中，我每每看見吳恩裕或交談於小販，或購物於小店，於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似乎很是融洽；固然，這個三教九流和五行八作，早就名不副實，是一個消滅和敉平階級的淡出。忽然，我進得一家小縫紉店。這裡有一個公用電話。只見吳恩裕正在電話裡，向對方談及他的房子、車子和孩子（乃及他家安裝電話事宜）等等課題如何解決。於是，我原本疑問，得到證實。吳先生，本來不是居住於此，而是被排擠，迫害後居住於此，和我家景況同，是可以等待落實政策的。
是否中國老一代《紅樓夢》專家應該是胡適、俞平伯、吳恩裕三分天下？我不得而知。偶見張中行《負暄瑣話》中有一則「信而好古之類」，說五四以來的紅學「有一股邪風，不是考，而是『造』，由故居、畫像一直到書籍其中真是龜毛兔角，無奇不有」，下文竟有一句：「這種以幻想充當事實的作法，可以舉吳恩裕為代表。」有趣在於，這是住在景山東街緊挨著的兩個院子裡的兩位老先生。
我在美國居然遇到吳恩裕的一個兒子，只是我想不起來，他究竟是大豬、小狗、小貓裡頭的哪一個？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西齋深巷》（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