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或台灣研究曾經是一種禁忌，日治這一塊更是噤若寒蟬，有半世紀的冷縮期。書寫台灣的文章除非遵循黨國觀點，否則動輒得咎。一九八○年代以後隨著政治解嚴，本土文化受到重視，臺灣研究才逐漸解凍。然而，戰後以降藝文界有關日治新劇的回憶性文字，真實性有許多仍需再確認。
我在一九九二年出版《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舊劇與新劇（1895-1945）》時，談台灣戲劇及劇場史的專書，除了日人濱田秀三郎戰時在東京出版的《台灣演劇の現況》(1942)—內含竹內治的〈台灣演劇誌〉和中山侑的〈青年演劇運動〉，以及戰後呂訴上的《台灣電影戲劇史》（1961）之外，僅有幾篇討論台灣戲曲及新劇運動的碩士論文，當時要看《台灣日日新報》等日治報刊，只能在圖書館一頁一頁翻。
事隔二十多年，大批中日文報紙雜誌與相關戲劇作品、日記、文集已被整理、出版，並建立電子檔，查閱方便。台灣戲劇史──尤其是日治時期的新劇（現代戲劇）研究風氣大開。從前清、日治到戰後的劇種變遷、區域祭祀戲劇、戲劇家及其作品、劇場、舞臺體系，與皇民（化）劇研究，論述的觀點也從民族主義、文化運動、商業劇場到現代性、後殖民等等議題，堪稱百家爭鳴，台灣戲劇也熱脹起來。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年輕研究者勇於發掘問題，勤於搜尋資料，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對於擴大臺灣研究的範疇，加深戲劇理論基礎，有推波助瀾的效益，然而，在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上，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台灣戲劇史探討的主要重點，在於紀錄過往的戲劇軌跡，並提供未來發展的一面鏡子，但「未來戲劇」絕非台灣戲劇史的主要部分。乙末（1895）割台以來的百年間，台灣戲劇史的日治時期是一個階段，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又是一個階段。日治從明治後期、大正、昭和初期到戰時，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對台政策，對台灣戲劇的態度也寬嚴不一。1930年代前，日本殖民當局容許台灣傳統戲劇，但限制與政治、文化與工農運動聯結的新劇、文化劇。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無論新劇、傳統戲劇，至少在表面上只剩下日本官方主導的皇民劇。
日治時期台灣精英投入新劇運動，經常被提及的要角，除較早的張維賢、張深切、楊逵、林摶秋、張文環等人，近年呂赫若、吳坤煌的戲劇經驗亦受到重視。上述之人之中，林摶秋單純以劇場為主，楊逵戲劇的社會運動屬性明確，張維賢長期投入新劇運動，曾經創辦星光演劇研究會、民烽演劇研究會，也曾赴日學習戲劇，加入築地小劇場，其餘張文環、吳坤煌、呂赫若皆以文學聞名，喜歡戲劇，是日治時期重要作家，張文環曾參與厚生演劇研究會，吳坤煌與日中韓左翼表演藝術界頗有交往，呂赫若的日記中亦透露對劇場的興趣，並著手編寫劇本。不過，他們的戲劇經歷活動性遠大於劇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