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歷史與經濟學教授藍迪斯（Landes, 1924-2013）在1999年出版《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臺灣書商為它的中譯本撰寫簡介：「過去六百年來，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幾乎全在歐洲；但在廿世紀以後，這項平衡開始轉移到亞洲諸國。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得天獨厚，有驚人的成長？許多國家卻一直在貧窮中掙扎？答案就在這本重要的劃時代巨作中。」
看到「平衡轉移到亞洲諸國」似乎讓華人雀躍不已了！所以，我們持續看出版商的陳述：「藍迪斯斷言，西方諸國早年藉著注重工作、知識，與充滿活力的開放社會相互作用，導致生產力增加，創造出新科技，習慣於追求改變。今天，新的經濟強國遵從幾乎相同的途徑，得到權勢；動作緩慢者則無法複製此一決定性的成功公式，而功虧一簣。」
臺灣是注重工作、知識，與充滿活力的開放社會？
《新國富論》是近代經濟文明發展史，全書特色是作者加入許多規範性（normative）評論，而非僅止於實證性（positive）敘述。作者分析地理與氣候因素導致各民族經濟發展的先天性區隔，更引用德國社會科學家韋伯（Weber, 1864-1620）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再衍生主張新教與猶太教鼓勵注重工作、知識，與充滿活力的開放社會，促成近代西方文明的富強。
《新國富論》分析東、西方學者已經熱烈討論的問題，例如，為何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為何日本得以趕上西方工業文明？為何亞洲四小龍得以快速成長？藍迪斯重提其他學者已經提出的模仿與制度移入（透過殖民）因素外，也提出一個嶄新的有趣論點：華人與日本人使用筷子用餐，因而訓練出高度的手工靈巧度，在精細裝配的生產線上發揮作用。這個特性成為東南亞國家跨入工業化的契機，而有別於南美洲等相對落後地區。
《新國富論》共廿九章，藍迪斯在最後一章強調：我們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獲得的最大啟示是，文化決定一切。（原文：“If we learn anything from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that culture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在p.516）事實上，這個結論已經隱含在第十四章「為何十八世紀的歐洲發生工業革命？」（Why Europe? Why Then?）的內容中。因為我認為中譯本沒有將工業革命的精髓闡述清楚，我利用下文分享我對第14章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