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多以來，因為修例風波的爆發，一系列深層矛盾暴露無遺，給了北京治港工作慘痛教訓。顯然，中央政府要管理香港這樣高度自治且深層結構性矛盾嚴重的地方，需要一個獨立的、高度集權的、垂直管理的體系。此次港澳辦的人事、組織調整，恰恰完成了這樣的改變。
「一國兩制委員會」是可能選項
此次調整是中共治港（澳）系統自香港回歸以來的一次里程碑式改革，是因應過去20多年的治理經驗尤其是香港修例風波的教訓。這也是之前本刊提出的「積極一國兩制」在頂層制度設計上的體現，是原來的「區隔」的「消極一國兩制」走向「融合」的「積極一國兩制」，在組織機構上的變化。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必須長期堅持的13條顯著優勢之一，體現了其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大陸官方為實現和平統一而提出的基本國策，其最早是為了和平統一台灣而進行的制度設計，只不過對於香港和澳門的回歸，率先進行了具體實踐。伴隨著治港（澳）機構的領導機制和組織體系變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如果能夠真正化區隔為融合，化消極為積極，推動香港取得更好的發展，勢將成為「兩制台灣方案」的參考範本。
在對台工作和台灣問題上，同樣面臨著巨大挑戰。過去4年，中美衝突愈演愈烈，台灣成為雙方戰略爭奪的焦點，而兩岸關係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蔡英文的連任，讓原本就進入冰河期的兩岸關係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中。另一方面，對北京來說，統一又勢在必行，2017年的十九大，習近平提出了區分為2035年、2049年「兩階段」完成國家統一的時間表。2019年初，又進一步提出要在兩岸協商的基礎上形成「兩制台灣方案」。這些都意味著北京必須要有一個兼具戰略謀劃與執行需要的結構，來統籌相關工作。對於台灣議題，雖然北京現在有高規格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該小組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任組長，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汪洋任副組長，統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比如中辦、中宣部、統戰部、外交部、國家安全部、商務部等多個部門負責人，但是這一相對鬆散的小組，其實還承擔不了任務所需，一直「弱勢存在」的國台辦，更無法承擔這樣的歷史使命，需要進行相應調整。
與此同時，在一個統一的「一國兩制委員會」架構下，因為香港和台灣問題的高度相似性，也有利於北京統籌兩地工作。畢竟，港台之間雖有顯著區別，但在價值觀、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有太多相似之處，兩地在涉及中國大陸問題時，經常相互影響、傳導；若能將兩個地方的問題統籌考慮，有助於從整體上思考和解決台灣問題。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北京將港澳小組和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以及港澳辦和國台辦全面整合，打造「一國兩制領導小組」這樣的超級班子，甚至升格為「一國兩制委員會」，全面統領涉及港澳台的一國兩制事宜，並非不可能。
事實上，在中共十九大之後進行的大規模「黨政機構改革」中，就發生了「小組治國」到「委員會治國」的政治體制之變。當時，北京不僅新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等委員會，還將此前的四個領導小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全部升格為委員會。
可以想像，如果「一國兩制委員會」成立了，必將整合對台小組和港澳小組兩個議事協調機構，習近平也會是委員會的主任，汪洋和韓正相應也會擔任副主任，其他中共中央、大陸國務院等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必然進行統合。這般設置對於日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以及對於台灣未來的影響，值得探究思考。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5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