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信介…除了在北五區加強佈防外，其他各區的潛力也不小。他在大同區得一萬零五百多票，建成延平兩區加起來也有一萬零二百多票，其他各區很普遍的分佈在三千票上下。這種戰略是進可攻、退可守，雖然本身地盤可能受到圍攻，但其他各區也可攻城略地。所以，他兩年的苦心佈署沒有白費，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1969.12.22，聯合報）
一、票倉：對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來說，票源集中且穩固的選民群體
選舉結果總是由不同的投開票所彙整而成，地理分區因此成為票倉最常被理解的形式。因此在台北市，大同區與士林區被視為民進黨的堡壘，而中山區、萬華區與北投區，也經常被當成綠營的勢力範圍；相對的，文山區、大安區與信義區則是國民黨大本營。不過，這種近乎視覺化（對真實或想像的地圖塗上不同顏色），雖然有助於掌握基本情勢，但若無法同時掌握原始數據，從而理解政治版圖在同質中的異質性，就無法了解選戰對壘的全貌。
這是因為相同的數據端視目的不同，可以用不同的解析度、區劃或標準呈現，但若無法理解轉換的過程與必要，就會產生錯誤的判讀。比如說，許多人常詫異於黨外時代被譽為「民主聖地」的「萬華」，這幾年選舉卻普遍藍大於綠，許多缺乏「接地氣」的評論者因此提出各種異想天開的解釋。但其實，「民主聖地萬華」的政治結構變化有限，只是今日的「萬華區」納入了原本古亭區與城中區中最深藍的區塊，而一黨獨裁的遠去，也讓人們把對「深綠票倉」選票絕對數的期待大幅提高。
但在地理的政治版圖外，相異的政治路線在不同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年齡層的選民群體間，也會得到差別的反應。然而，僅管掌握這種差別反應，不論對於在理想上要與多元社會溝通或者現實地想贏得選舉，都至關重要，但在秘密投票制度下，這些訊息既無法直接從原始投開票數據得知，除了某些高度組織化的團體（如軍警公教被視為國民黨基本盤）外，就必須透過縝密的分析，才能得知在不同的經社條件間，不同政黨或候選人的票倉何在。
所得在各國分析選舉票源時，最核心的社經數據（雖然世界上幾乎沒有階層簡單高低二分的政治地貌）。很有趣的，是僅管缺乏嚴謹的證據支持，但在地方執政權「北藍南綠」十餘年與國民黨的權貴印象下，許多媒體報導乃至以執行方式可議的民調為基礎的研究，都認為國民黨支持者的經社條件應該優於民進黨支持者，而且這種論述的散播者，也認定「藍富綠貧」同時存在於全國，也存在於全國每個行政區。雖然只要以最簡單的方式，即能顯示這種認認知的漏洞。
以四年前的台北市長選舉為例，當年台北市所得最高的十個里（台北市所得最高的十個里置於全國，當然更是金字塔的最尖端），蘇貞昌於其中五的的得票率高於全市平均，就算扣掉生活型態與所得分配「特殊」的三個陽明山里（陽明山前山的里普遍有超高平均所得、偏低中位數所得與高貧窮率的現象），台北市前十富里中還是有三個有高於平均的民進黨支持度。又如因「帝寶」沾染「權貴」形象，這幾年屢傳抗爭的大安區民輝里，其實是大安區少數曾被民進黨拿下的里。由此可知，如同在多數國家，把經濟條件對政治選擇的影響以政黨界限截然二分，在台灣是絕對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