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深知，沒有哪一級黨組織授權，讓我來履行這一個道歉的義務，並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我這不又是沒有『擺好自己位置』的嚴重越權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對於受迫害的死者和他們的親人後代，這有什麼意義？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分量？
「三千丈清愁鬢髮，五十年春夢繁華。」邵燕祥是通過一種「自我救贖」，來展現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意志與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層又重新「復歸」到體制內「位置」的人。但為什麼我只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犧牲品，而沒有意識到我也是歷史的「合謀者」？為什麼面對過去，我和其他人都很難做到不斷懺悔自身。
可見，懺悔不是出於普通人的良心發現，而是來自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的歷史自覺。這篇「試筆」給我以極大的精神震動和思想衝擊，一連數日情緒激動，難以入眠。我不由得聯想起依舊九五年在西方發生的一件事。
那年是二戰勝利50週年，整個西方社會都在談論一個名字─奧斯維辛。這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記憶到底屬於誰？即誰有資格為奧斯維辛記憶命名？是以猶太人的名義還是以全人類的名義紀念這場大屠殺？結局令人遺憾，各國政要簽署的《奧斯維辛宣言》由於要滿足眾多國家的不同政治訴求，被搞得四平八穩，成了一篇平庸之作。但無論如何人家做了，人家畢竟找到了一種方式、一種語言來描述這場難以名狀的災難和痛苦。
與同期以及後來的作家比較，邵氏作品具有以歷史反思和自我反省為核心的思辨性。這恰如他自己說的一句話─睜眼看中國，睜眼看自己。當下，一飽一暖以後，人人都想「躺下」，連大學教授關心的都是房子、車子、票子了。邵燕祥卻堅持重複著「五四」的聲音。在這個失去思想活力的時代，他是不倦的風，始終呼嘯著。
生活是長河，多少歸人、多少過客，來去匆匆。其中，很多人不知緣何而來、緣何而去，人生含義都沒來得及弄明白，就走了。邵燕祥是弄清了自己的來歷，也認準了自己的去處。
聶紺弩充滿智慧，無論是詩文，還是說話；邵燕祥也同樣的充滿智慧，無論是詩文，還是說話。二人都笑對邪惡的同時，不忘嘲笑自己。所不同的是─聶的智慧帶著某種刻毒，而邵氏智慧則顯示出機巧。也不知我說對沒有？鍾敬文讀聶詩，說：「人間地獄都歷遍，成就人間一鬼才。」我甚至覺得「歸來者」中很多人的文字都帶著「鬼氣」，包括汪曾祺，哪怕一句家常話，也能飛揚至九天，再呆板的事物都被生動化了。即使貌似零星隨意的瑣談，也多為心智理性的感悟。這是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