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在他有名的諷刺小說《圍城》一書中，老早就揭露了民國三〇年代大學當中的假文憑問題。小說中的人名、地名和時間點或為假，事情卻往往為真。
為了杜絕有人以外國大學的假文憑取得大學任教資格，長久以來，教育部就有一套嚴密的查核制度，來確保假文憑的弊端不再發生。所以，在正常情況下，我們不太會去質疑在國外取得學位者的學位真假。更何況，臺灣社會出國留學的人並不少，在人際關係緊密及資訊流通的情況下，留學生的學習過程及結果往往會是眾人皆知的事（有些國外大學的新科博士名單會刊載在當地的報紙上），假如有人膽敢以外國大學假文憑招搖撞騙，稍微查證後，很快就會被揭穿。
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蔡英文總統的博士學位的真假問題，原來是一件非常容易解決的事，簡單到就像李眉蓁碩士論文被判抄襲一樣。只要蔡總統出具她的博士學位證書，再經公正查證後，一切的質疑就會迎刃而解。或者，讓相關的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或教育部，公開蔡總統博士學位的查核結果。再不濟的話，問一問與蔡總統約略時間留學英倫的人（假如他們願意說實話），也都會迅速的讓問題得到一個答案。
一般人在取得博士證書之後，通常不會視之如敝屣。雖然不至於將之視為貴重物品般的珍藏起來，但也會小心放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除非碰到重大事故（如地震、風災、水災、火災、偷竊等），很少人會弄丟他們的博士證書。畢竟，博士學位的取得是件辛苦的事，博士證書代表的是歲月與心力的付出，是個人生命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會把自己博士證書搞丟的人雖不至於絕無僅有，但一定有如鳳毛麟角。
同樣的，嘔心瀝血才完成的博士論文，一般人也絕不會掉以輕心的任意放置。學成歸國的人通常會將博士論文分送他人，如自己的恩師、學術界的前輩、親朋好友、甚或自己的研究生。通常自己也會保存一本，以便隨時可以示人。
假如有人不小心弄丟了博士證書與論文（一起遺失的機率會很小），只要覺得有必要，向頒發證書的母校申請補發，或花錢請求一定會典藏論文的校圖或系圖，重新寄來影印本，都不會是件辦不到的事。總之，只要蔡總統出示她的博士證書或博士論文，並讓有公信力的人士或機構去確認，論文門（或學位門）的這個「門」必將迅速拆解。但蔡總統為何不如此做？
蔡總統的確提供了她的證書補發本及「論文」，但因為不具有周全的公信力，她的回應仍不能杜絕眾人的悠悠之口。加上教育部與政大在事發後，將蔡總統的相關資料從107年起封鎖三十年，益發讓人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猜忌。曾有人建議不要再深究此事，因為817萬的選民並不在乎此事。但由常情常理來判斷，任由現狀自然發展下去，可能會有些我們不樂見的惡果，而這些惡果對蔡總統本人、執政的民進黨及整個社會都不利，這些惡果可能如下列：
第一，臺灣社會有許多人曾在國外讀書，也取得了高級學位，對他們而言，他們會很難了解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蔡總統卻拖延至今，莫非真的是有不可告人的隱情。這種不解會讓他們對總統的誠信和威望產生懷疑。其實，一般有常識的人也會有這種懷疑。蔡總統如何面對一大群人的青白眼？
第二，對蔡總統的質疑也可能不限於一般人或有海外留學經驗的人，執政的民進黨員可能也會對這超乎常情常理的事感到不解，蔡總統在黨內威望受損的因子會就此埋下。
第三，由於對蔡總統博士證書的質疑牽涉到她公職身分的取得，這質疑會擴及到她政權取得及統治的正當性。
第四，民主政治絕不只是一種統治的形態（a form of government）而已。也就是說，民主不單只是定期選舉、多數統治、權力制衡而已。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a form of life）。民主政治預設了一套道德理想或理念，希望透過平等開放的溝通，來建構一個互助合作的和諧社會。蔡總統在處理對她學位的質疑時，傾向以最低的標準來回應，是一種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的方式。民主所預設的道德對有權力的人有更高的要求，蔡總統在這件事上，似乎沒有意願用比較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她的表現立下了一個不良的示範。
蘇洵在〈辨奸論〉一文中曾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蔡總統在論文門（學位門）一事上表現的彆扭與不近人情，讓人不得不擔心，是不是會有奸慝的事在其中？
＊作者為通識再現主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