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我想要談的議題，是政府到底應不應該保護一些在國際上，因為台灣天然稟賦或者是其他原因，長久不具備競爭力的弱勢產業。
以毛巾產業為例，數年前，大陸曾提出希望台灣進口陸製毛巾，換取開放台灣農產品進口中國。
中國大陸為13億人口做毛巾，過去20年更大量出口歐美，所以他的毛巾產業生產規模大、早已自動化、成本低、式樣多，加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産國，台灣卻要進口棉花，所以他們的毛巾，無論品質跟價格，均普遍領先於台灣製的毛巾。
可是馬政府為了要維護三千名毛巾業員工不失業，決定對中國大陸的毛巾課徵 204% 所謂的懲罰性關稅。如此使得中國大陸進口的毛巾，必須賣三倍的價格，台灣彰化生産的毛巾才能維持在國内市場的相對競爭優勢。
可是這個作法固然讓小部分的弱勢勞工能夠繼續擁有工作權，可是誰負擔了這個部分的成本差額呢？不是政府，是所有的消費者。因為消費者在購買毛巾的時候，本來 100 元可以買到的毛巾，我們得付出 304 元。這樣犧牲的積少成多，雖然每人每次多負擔一點，並不很痛，用來維護保護我們已經失去世界競爭力的產業，但請問這樣是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嗎？
社會正義真的是以犧牲消費者，用來作為維持弱勢產業的一個必要條件嗎？
政府為什麼不可以做得更積極一些，投資技術改良，用其他的方法讓我們毛巾業品質能夠提高，讓台灣的毛巾可以有更多的外銷，讓它變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産業？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定一個落日時間，比如 10 年，讓一些比較年輕的工人，可以移轉到其他更有未来前景的產業。至於企業，要嘛外移，要嘛就關閉。我們真的不需要一輩子犧牲國内消費者，去保護一個已經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弱勢產業，這才是真正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
＊作者為資深公共政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