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由美國到台灣，再到其它國家， 假新聞與僞事件在網路上橫行當道，沸沸揚揚，例如，法國2017年5月的總統大選深受駭客製造假新聞的干擾，台灣網路最近的「滅香」傳言導致「衆神上凱道」的事件，也如出一轍。魚目混珠，往往真假莫辨，推到極至，劣幣驅逐良幣，真新聞和真事件難免受到波及， journalism的啓蒙與監督作用難免要打折扣，對社會知識（social knowledge）的戕害更無從預料。
臺北市長柯文哲7月初參加上海雙城論壇，就中國與台灣的政治關係，發表「兩岸一家親」和「建構兩岸生命共同體」的公開談話，朝野譁然。回到臺北後，針對8月中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儀式，柯文哲主動跟新聞記者透露，中國方面希望蔡英文不要上臺致辭，至少不以總統身份出席，兩項要求都被他拒絶。言下之意，他維護了國家主權與尊嚴。
問題是，柯文哲並未明確指出哪位中國官員在何時何地，又透過何種途徑，提出這種不合理的霸道要求；從頭到尾，雙方到底有多少人參與交談，是否訴諸文字等，都曖昧不清。當然，柯文哲可以辯解說，涉及中國與台灣的政治敏感問題，來回折衝之間，不可能留下任何正式的檔案。換句話說，整件事他心知肚明，其他人只能概括接受，無從驗証。柯P的自我「爆料」，就算形式不是假新聞，內容恐怕也是僞事件。
從新聞報導看，除了照本宣科外，沒有任何新聞記者對柯文者的說辭提出質疑，特別是有關他在上海雙城論壇的公開談話與事後解說之間的邏輯關聨，在在關係國家和人民的公共事務。以市長地位，柯文哲主張的「兩岸生命共同體」，牽涉國族/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這是一項長遠的工程，並非像大巨蛋的興建，可以等閒視之。
依民族主義學術泰斗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擴散思考》（1983）的論述，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journalism，在國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與作用，報紙和書籍提供一般人在特定領土範圍內一個想像的機會和場域，並由此建構民胞物與的共同體。從這個角度看，台灣新聞媒體輕輕放過柯文哲的簡略談話，若非不負責任，便是不理解政客必須擔負的問責重任。
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中指出，社會結構、經濟成長與科技發展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勢必導致不同程度的社會變遷與國族/國家建構，最值得關注的課題是國家機器（state）、法治（rule of law）與問責（accountability）。問責，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來說，就是責任倫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政客必須為言行所帶來的後果承擔政治或法律責任。
從1947年美國Hutchins委員會提出「一個自由與負責的報業」報告以來，問責，就一直是新聞界難以推諉的倫理擔當。在台灣，1980年代末期戒嚴解除與報禁開放後，過去30多年來，媒體亂象與集體沉淪，有目共睹，這個現象是新聞記者缺少問責的不幸後果，更是政客肆無忌憚的根本癥結。
柯文哲有點像變色龍，他曾經自認是深綠，在海峽兩岸關係上的話語倒是偏近深藍，亦真亦假，或許是台灣主體「實有」與國家定位「虛無」的寫照。
＊作者為政大傳播學院客座教授，本文改寫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彭芸（2008 - 2010）最新出版的《數位時代新聞學》推薦序，不代表彭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