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18 日將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勞動部長林美珠卻只說：「若資方拿不出錢來調薪，調再高也沒有用。因為勞方有勞方的期待，資方有資方的考量，資方的考量往往是全方位，這必須尊重勞資雙方。」引爆勞方怒火。
然而事實上，根據財政部 8 日公布的「由財稅大數據探討台灣近年薪資樣貌」研究報告，國內年輕人深陷低薪困境，按照OECD 薪資水準指標設算，薪資低於中位數 2/3屬低薪族，2015年我國受雇於人的員工月薪為35138元，換算月薪低於2 萬 3者屬低薪族，2015年低薪族占了25.2%，人數約 129 萬人，尤其21 歲至 30 歲之間工作者當中低薪族占比高達 32.6%，而目前我國的月薪最低工資為21009元，與2萬3極為接近。
因此儘管對於一些長輩或白領階級而言，調升基本工資並無益處、事不關己，但對不少青年或藍領而言，提高基本工資絕對可以獲益。
而且事實上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計算，我國的基本工資絕對還有調漲空間，因為根據2014年勞動部委託研究「勞動生產力貢獻程度與受僱者薪資分析」報告，民國1994年工業部門受僱者勞動生產力指數四十一點二三 ，此後逐年上升，2012年時已達到九十九點二六；其創造的國內生產毛額也從六點三兆元升高到十三點六兆元，兩者都是倍數成長。
但受僱勞工報酬占比（即勞動分額）卻逐年下降。以1994年為例，總產值中半數以上百分之五十三點五一分配給勞工薪酬，但是到前年2012年時，員工報酬比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點五九；這與多年來勞工薪資成長幅度趨緩一致。而根據OECD最新資料，日本2011年勞動份額為百分之六十點六、南韓2012年為百分之七十一點八，美國2011年為百分之六十三點七，都比我國高出甚多。
這說明了近年來企業並沒有把獲利成果分享給勞工，導致低薪情況普遍化、惡化，貧富差距擴大。表面上如果完全自由市場、全面競爭之下，勞工自然可以選擇開出更高薪水的公司，然而在對外保護主義之下，國內市場並非真正完全自由競爭市場，因此當同一個產業或職缺被業主聯合開出低薪時，勞工難以有更好的選擇，這時就必須靠政府出面，用法規與制度，誘使業主開出更高薪水、把獲利拿出更多與勞工分享。
然而我們的勞動部長卻對提高基本工資持保留態度，難道上述統計數據她都沒有研究過？企業主基於想省錢賺更多不願主動加薪不意外，但身為主管勞工、保障勞工權益的勞動部大家長，不是應該主動設計法規制度幫助勞工嗎？怎麼畫地自限了？如果甚麼事都做不了，還需要勞動部嗎？
回想今年1月蔡英文總統面對對記者抱怨勞動環境不好時，卻說「你去跟你們老闆說嘛！台灣就是這樣，勞方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就是在跟政府抗議」；而去年11月，還沒實施一例一休時，被問到區域內企業不守法問題嚴重，勞檢工作能否跟台北看齊時，台南市長賴清德卻說「對中小企業勞檢會造成民怨」。看到這些言論，我們不禁好奇，勞工選出這樣的政府，到底是做甚麼的？
不管是藍綠統獨或是歷史議題、意識形態，都離一般勞工民眾生活太遙遠，勞工需要的政府是一個能直接協助他們改善低薪、協助他們免於被企業主違法壓榨的政府，如果這個政府不願意做這些事，勞工就要勇於拋棄既有的藍綠統獨思維，換一個政府，才不會讓政客吃定，為所欲為，永遠無心於改善勞權。
＊作者為新未來政策研究員 台大政治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