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未暇言者，則以積字成句，一字之義果明，則數字之義則亦必無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訓詁之學，初無文法之作；所謂振本知末，通一萬畢，非有闕略也。
一言以蔽之，就是「直觀」。回到文字剛剛發明那幾百年，我們設想一下吧：讓文字依照我們講話的習慣，「我手寫我口」如實將語言記錄下來，當然是可以的，中國現存最古的傳世經典《尚書》就有很多這樣「記言」的段落。但古人也逐漸發現了：文字不必只跟隨既有的、尋常的語言，文字自身就可以另成一種更為精練的語言，且能跨越不同的地域和時代，大家只要識字就能溝通。這便是「文言」，跨時空的普通話。
《尚書》很難讀，因為它記下來的語言，幾千年下來已經流變成百萬種樣子了，所以它裡面的「白話」雖然對語言學者來說是寶貴材料，但對一般讀者來說太難，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裡就用當時的文言把引用到的《尚書》片段翻譯了一下。司馬遷對《春秋》經傳也有同樣的處理，但比較少，因為到《左傳》的時代，「文言」已經比較成熟了；漢人從《左傳》學寫散文，後世又學漢人，於是到現在，我們直接讀《左傳》，也不難懂。
再來看看《左傳》對「隕石于宋五」的講解：
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先是簡截了當地用「隕星」和「風」說明這兩個異象，然後補充一個有著充份「反迷信」意識的故事：
宋襄公詢問從周王畿聘請來的內史（官名）叔興：「這是什麼徵兆？是吉是凶？會應在哪裡？」
叔興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而是作了一番國際關係簡報：「今年魯國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您在諸侯中的地位會高一些，但這並不會很久。」完了以後，和旁人吐槽：「國君問了不該問的問題。這些自然現象，不應該和吉凶扯在一起，人才是吉凶的由來。（之所以回答這些），是因為我不敢直接頂撞國君。」
如此強調人事而抑制迷信，正是周代立國以來的傳統教訓──也不是不講神道，但是統治者自己不該迷信，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才重要。《左傳》裡有非常多這類關於異象、占卜的對答，大部份都是國君、將軍想從迷信中尋得一點支持，而大臣將事象導引到常理、正論來作勸諫，然後領導不聽、不做，結果果然失敗。無奈人性就是犯賤，這種事例直到今天都還很多，所以古文裡的這些思想與教訓仍然值得我們觀摩。
但除了這點誰都能照樣來批判一通的教訓之外，這裡我要請大家比對一下上面的原文和我的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