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學院衝突》（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1798）中，曾將大學內部的學院區分為兩類：一是以神學、法學、醫學三個專業為主的「高等學院」；另一就是特指哲學的「低等學院」。這是當時大學的傳統，但康德認為高等學院既受政府與社會的支持，自不免易受到學院外勢力的干預與控制，反觀低等學院雖然沒有充足的社會資源，但也因此而保留了追求學術獨立與自立性的特質。
這個想法在1810年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1835）所創立的柏林大學得到了實踐。雖然當時的普魯士剛於1806年的普法戰爭中戰敗，亟欲富國強兵的社會期待大熾，但洪堡卻看到唯有自由的學術發展，才能讓德國從戰敗中興起，故而在柏林大學裡首創以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發展的研究基礎，這也奠定了現代研究型大學的最早雛形。
在這股學術發展的蓬勃浪潮中，英國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有鑑於專業技術的職業分工逐漸取代傳統的紳士教育，於是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書中提出職業教育與自由教育的區隔，並認為自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才是大學的精神所在。
不過，紐曼的真知灼見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在歷經了一百多年的殖民主義發展及一、二次大戰的洗禮後，英國斯諾爵士（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才在1959年的一場演座《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第一次提到二十世紀的諸多人為災難，如貧窮、戰爭、殖民帝國……等，均來自於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間的對立所造成，他認為唯有重新調和兩種文化，回歸傳統的博雅教育，才能解決當代的諸多紛爭，於是歐美各大學開始不遺餘力地推廣通識教育。延續至今，諸如美國的名校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大學等均以重視通識教育而著稱。
台灣於民國73年開始引進通識教育，但推行之初卻僅停留在虛應故事的層次，即讓人文學生修一兩門理工課程，或是理工學生修一兩門人文藝術課程，就算達成通識教育的學分數要求了。其間雖然有許多有識之士，如台大歷史系的黃俊傑教授或已故的林孝信教授，對通識理念大聲疾呼，也稍微提高通識教育在大學中的學分數（由原來的4學分，逐漸提高到10或更多學分），但是通識在大學教育中被各專業系所排擠與邊緣化的位階卻不曾改變過。直到民國96年由政治大學林從一教授爭取教育部顧問司的「中程綱要計畫」，提出以通識的核心課程轉動大學革新的理念，數年之間，開始培養出許許多多優良甚至傑出的通識教師，以及規劃出數十門優質的通識課程，讓通識擺脫過去營養學分的陰影，這才讓通識在台灣的大學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有些大學的通識學分多達40學分，可見被重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