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更普遍的統計數字，也許更能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札卡利亞指出，富裕國家的國民僅佔全球人口的16%，但他們卻拿走了全球新冠疫苗的60%。《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也警告，疫苗的分配不均顯然讓COVAX倡議幾乎肯定失敗，因為加拿大、日本、澳洲的新冠病例數還不到全球的1%，但這三國搶購的疫苗數卻比整個中南美洲更多—而中南美洲的新冠病例數高達全球的17%。
以目前的進度來說，富裕國家已經完成了4000萬劑新冠疫苗的接種，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連獲得疫苗供應都成問題。杜克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可能要到2024年才能完成全部的接種工作，這意味著新冠病毒還有四年的時間可以傳播跟變異。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對這個現象的看法是：「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札卡利亞認為蓋茲所言不虛，因為新冠疫苗的分配已經超出了公共衛生所能處理的範疇，而且無論富國還是窮國，只要這種不平等的分配狀況繼續存在，根據國際商會估算，將會致使全球經濟造成1.5兆至9.2兆美元的損失—而且至少半數都是由富裕國家承擔。札卡利亞也舉出另一項研究估計：富裕國家每向發展中國家投資1美元，就能收回約5美元的經濟產出。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的全球健康計畫主持人波利基（Thomas Bollyky）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經濟學家查德・波恩（Chad Bown）在《外交事務》聯合投書，批評疫苗國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將讓大流行看不到盡頭，早已晉身全球共同課題的新冠疫情，應該由世界各國集體行動方能與之抗衡。
波利基與波恩指出，新冠疫情已經是人類社會第二次碰上全球性公衛危機，上一次是愛滋病肆虐貧窮國家。由於治療愛滋病的藥物價格過高，窮國根本無力負擔，但在富裕國家伸出援手後，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得以投入愛滋療法的研究與開發，藥廠也願意以最低價格向窮國供應所需，甚至允許當地的企業生產這些藥物。這些合作與改變最終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也改變了富裕國家本身的愛滋流行進程。
波利基與波恩指出，生產新冠疫苗比生產用治療愛滋的抗反轉錄病毒藥（antiretroviral drugs）還要來的複雜與昂貴，全球僅有12個富裕國家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沒人指望率先拿到疫苗的政府，會優先替本國的弱勢群體（第一線醫護人員、長照工作人員等）進行疫苗接種。但以目前的規劃看來，富裕國家是打算先替國內所有人口完成接種後，才會考慮對其他國家供應疫苗」。波利基與波恩認為，讓新冠病毒在國際大肆傳播，比起讓低風險人群等待更長時間才接種疫苗，對美國人構成的威脅可能還要更大。除了病毒可能出現更多變異，窮國對於富裕國家的怨恨，也會對日後的國際抗疫合作埋下問題。
包括札卡利亞、波利基與波恩都認為，旨在供應窮國疫苗的COVAX倡議仍有可為，只是需要美國政府挺身而出，包括建設基礎設施、擴大疫苗產能，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一起應對艱難挑戰。而且美國去年發起的「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其實就是最好的演練。美國當時透過結合官方與民間的力量，盡可能加快疫苗的開發速度，並且進行大規模的製造和銷售，因此美國才能在去年12月開始為民眾接種以苗。如果拜登政府也能對全球疫苗的供應發揮領導作用，針對疫苗的研發、製造與配送進行靈活調配，拜登政府有機會帶領世界一同解決當前最急迫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