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同意，台灣酒駕問題已經病入膏肓。酒駕慣犯一犯再犯；酒駕新聞多到麻木；酒駕殺人頂多熱鬧幾天，然後「船過水無痕」；一大群「宋襄公」則保護酒駕者權益無微不至，不只法官輕判，自命人權關心者還投書媒體，宣稱「治亂駕用重典」無效、宣稱「台灣酒駕刑度已高於美國」，並反對新加坡式鞭刑。
這種麻木及保護，結果是造成政府與社會得過且過，不思制止酒駕。民眾只好自求多福，形成過斑馬線「行人要禮讓轉彎車輛」、行人在人行道上不敢太靠邊走及靠邊等紅燈（我的一些老友甚至已放棄沿街散歩的運動），以免隨時飛來橫禍，莫名其妙「死於非命」。
這是什麼社會！當我們已經努力過渡到民主，免於隨時被國民黨警察特務逮捕，我們卻迎來街頭人身自由無保障，處在酒駕及亂駕的極大風險中：法治完全不進步，人權觀念被用來護衛加害者；民主又造成漫無限制的自由，「只要我高興，什麼都可以」。這能叫做「民主社會」嗎？能叫做那群「宋襄公之仁」者口口聲聲反對治亂駕用重典的「文明社會」嗎？
美國對付酒駕及交通違規確實刑罰很重，更別說酒駕肇事乃至殺人。台灣的「宋襄公們」說我們的刑罰比美國重，那為何最近酒駕殺人的台中金錢豹酒女，前年喝酒拉k兼酒駕逆向行駛，把人撞成腦震盪，竟判處六月徒刑，得以易科罰金？如此輕罰，導致她去年再度酒駕被逮，今年五月吊銷駕照，十一月又再撞死人，並且加速逃逸，被抓到後還誑稱別人開車，幸賴調閱監視器拆穿其謊言。而奇怪的是，她這次也未像美國依謀殺罪送辦，而是依公共危險罪送辦。難道這不是謀殺，只是公共危險嗎？意思就是意外殺人嗎？
「宋襄公們」的文明程度完全不值一提。台灣不只是一個喝酒成習、酒駕嚴重的社會，還是一個人情及關係（關說）極度犯濫的社會。「宋襄公們」拼命寫文章維護酒駕者權益，並搬出國際人權公約；他們若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就是「故意看不到」這個關係社會真相（連酒駕堅拒酒測者，一二審法官居然都判不必付警察職權行使法明訂的九萬元罰款，也就是酒駕者以後都可援例關閉車窗拒絕酒測）。
美國沒有台灣這種喝酒成習及酒駕嚴重文化，尚且對酒駕累犯採取更嚴厲處罰（五年內再犯，吊扣駕照兩年，罰款及刑期加倍。七年內三次酒駕被捕，將被控以二級謀殺罪，即使駕車人並無造成任何傷亡）。和台灣酒駕文化最類似的，是日本及中國大陸。但醫師王浩威最近專欄已指出，日本真正徹底執行「酒駕重罰」的轉捩點，是2006年福岡縣一起三人死亡車禍，「這讓民眾意識到，如果執行法律的公務員對這都不在乎，怎麼會有任何效果呢？因為這樣，日本民眾不斷向日本政府抗議」，直到政府改變「表面行動」（沒有法律或有法律而不認真執行，縱容法官成為酒駕共犯）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