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政策下，形式主義代表的是「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的反現實路線，這是嚴重的指控，因為在這種藝術形式中，除了標題音樂、賦予歌詞或以強烈的調性表達情緒，音樂本就難以言說。
雖然歲末跨年將至，但不，我沒有要預測紅白歌合戰的意圖。
正逢《促轉條例》通過、中正紀念堂轉型工作坊亦起步開展時，一位文人之死及其後，於最近公共討論中引起綿延的波瀾。從人們對文學史、乃至其他領域藝術史的討論經驗中，我們知道，如何評價、理解經歷威權／極權背景的創作者，以及他如何與政權互動的身影，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第一頁剛開始下筆，終頁則仍在望不見的盡頭。
蕭斯塔科維奇密碼
加拿大華裔作家鄧敏靈（Madeleine Thien）於去年寫就、獲得布克獎提名的小說《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書名以來自〈國際歌〉主歌的歌詞，講述的即是數位歷經文革的上海音樂學院年輕音樂家們，如何在「呈現新中國的交響樂」這般大命題的創作激情、與國家的癲狂席捲而來之間困惑流離，最終於天安門那一年留下供主角追尋的謎題。本書開頭不久，主角便因聽到收音機中，傳來蕭斯塔科維奇的《第五號交響曲》第三樂章，引起了其對謎一般的鋼琴家父親的思念，引用這首曲子的用意無疑很具象徵性。
在音樂家如何面對極權的歷史中，蕭斯塔科維奇一直是在紅色政權下的代表性人物，因為其生命、創作與被蘇俄政權脅迫的歷程，作品帶有曖昧幽微的兩面性。他與其他幾位二十世紀作曲家，在不同極權政府間或顛沛、或發達，各自的創作意圖與生命事件的連結，也仍被無數的研究者不斷考證翻案，至今近百年仍不歇。
蕭斯塔科維奇的少年時期，有幾個事件，在我們此刻回首歷史時，似乎露出一點靈光值得尋思。其一，一九一八年蕭氏十二歲時，曾為被布爾什維克黨人所殺的憲政民主黨（Kadets）領導人物寫了一曲葬禮進行曲。其二，出於對政治的熱情缺乏，他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就讀期間，第一次修馬克思主義的學分就被當掉了。
蘇維埃的正確音樂
而後他開展了早期創作生涯，因為在蘇維埃無產階級青年劇場謀得了一個職銜，使得他早期的作品，並無遭受意識形態的檢視，《第一號交響曲》發表後也一鳴驚人。他寫了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第二號交響曲》，以一首充滿愛國情操的合唱結尾；而後創作的那齣惡名昭彰歌劇《穆郡的馬克白夫人》初發表時，無論在民間、官方都受到了高度讚揚，不僅被稱為「社會主義工程與黨之正確路線的結果」，更是「只有成長於蘇維埃文化最美好傳統中的作曲家，才能寫出的歌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