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加密貨幣與區塊鏈技術持續高速增長，金融利益集團與霸權政府的金融監理機構似乎仍無法對這場席捲全球的現象進行通盤思考與制定對策。這反映了既有金融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也揭露出許多位高權重的金融精英在面對發源於互聯網、複雜、有機且高度適應性的湧現型特徵（emergent property）衝擊時的思維誤區。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團與在金融新創前沿奮鬥的邊陲精英，有必要正確認識誤區的起源與侷限。這對理解及參與互聯網金融科技新創的治理博弈（game for governance），至為重要。
湧現，或稱「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是研究自然界各類複雜系統自組織（self-organizing）過程與結構的科學家們關注的現象。例如水在結冰時會呈現各種雪花碎形般的對稱圖案。在水分子的層次，自組織的動力可能只是因應外在物理條件（如溫濕度）而經歷相變（phase change）時自然產生的結果，但在冰的層次，人類看到雪花所產生的美感，也無法在水分子研究上自然地推導出來，推廣地說，化學家也許徹底了解海水的分子結構，卻無法從海水分子推導解釋「鹹濕」是這般滋味，以及為何大海能孕育生命。
根據FinTech Control Tower的研究指出，從2005年起，全球金融科技新創企業從約1500家、55億美元的融資規模，成長到今日超過8300家、千億美元的融資規模。若將自2016年起加密貨幣與區塊鏈行業透過直接融資、ICO融資與幣價升值所創造的超過5000億美元的「市值」，若把主流金融界視為一個「帝國/霸權」體系，佔據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體系資源分配與話語權位置的統治階級以簡化的「華爾街精英」來代表，則其統治階級面對如此迅猛的湧現潮 -- 或是用更「反動」的語言描述 – 動亂，展現的舉棋不定與思想侷限，令人深刻質疑，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進程，是否已進入了另一場「大斷裂」。
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是二十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浪潮、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催生的一種現象，主要表徵為金融資本對地方經濟生產要素的高效控制與跨國調度；源自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時期的金融交易體系，受惠於華爾街跨國投資銀行的業務創新與互聯網資訊科技發展，已經演化成一個有能力將各類虛實生產要素組裝成金融商品向全球市場販售的產銷體系。高效運作、無遠弗屆的金融資本結合資訊科技，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效應，也拉大了貧富差距，惡化了全球經濟各層面的兩極分化。這個結構困局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因為各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以及既有產業在轉型上面臨的種種疑難雜症，顯得益發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