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委補提名案，由於陳師孟聲言「三分打老虎，七分打恐龍」「將調查辦綠不辦藍的司法官」，引發國民黨及司法界大圍剿；馬英九甚至痛批他「粗魯、蠻橫，對提名他的總統、審查他的立委、未來要共事的監委，以及認同司法公正獨立的民眾，都是輕蔑與侮辱。」
身為監委被提名人，在立論上有所偏倚，以致被評為「不夠公正」，這對監委一職本屬正常。但若考慮中華民國是一個不正常國家，長期在黨國籠罩下，體制極其扭曲，總統立委全面改選後，唯獨三權中的司法依然故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惡名早已不脛而走，如此，陳師孟追查辦綠不辦藍的法官，也就成為「矯枉必須過正」的「另一種公正」了！
為什麼「矯枉必須過正」？阿扁下台後因法條所無的「實質影響力」被判刑，一大堆綠營政務官亦因特支費被連帶調查整肅。但情況相同的林益世「實質影響力」，法官卻有不同判決。關係阿扁被判刑的辜仲諒口供，當事人事後更點出特偵組「教唆偽證」。以上這些全屬馬英九上台後「怪象」。而且黃世銘洩密案罪證確鑿，監院彈劾案卻因一批「馬友友」監委阻撓而失敗，背後亦難說沒有馬英九斧鑿痕跡。這樣的司法系統不需要有新的、不同於「馬友友」作風的監委來矯正嗎？而矯枉若不「過正」，拘泥於陳規陋俗而抗拒改革的「中國式怠惰」，能夠去除黨國慣性、回復司法「正道」嗎？
「中國式怠惰」在清末民初改革與革命浪潮中屢受提及，成為知識界共識。也正因爲「中國式怠惰」的小農式保守劣根性，「矯枉必須過正」才取得改革正當性。梁啓超就說：「如欲導民以變法，不可不駭之以革命。必須所駭者大，變法才能適得其宜。」胡適也說：「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矣。所以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的主張），拖向折衷調和上去。」
梁啓超與胡適都不是陳獨秀及後來毛澤東那樣的激進派，居然也主張「矯枉必須過正」，顯示這種手段適合中國改革（當然也適合「中國文化傳人」的台灣改革）。否則如果沒有陳師孟的「另一種公正」，早已被馬英九搞成「馬友友」的監院，有可能「回復正道」嗎？道家所謂「相反相成」正是這個道理！
魯迅《無聲的中國》一文，對「矯枉必須過正」促成 「白話文學革命成功」，有極佳解釋。他的「無聲的中國」意指與時代脫節的文言文造成中國人沒有聲音，必須經過「文學革新」，中國人才能恢復聲音。而明明只是「文學革新」，胡適卻提倡「文學革命」，因為不提令人害怕的「革命」，而只提「革新」兩字，馬上就會發生「反動」（如同今日國民黨人反對轉型正義及不當黨產處置），進而釀成戰鬥，改革可能一事無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