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余英時不是政治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但周保松特別強調，首先，余英時「不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在當代中國語境下，一個自由主義者必然對現實作出批判，努力尋求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變革。另外，雖然余英時嚴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自家歷史有一份「溫情與敬意」，拒斥「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承繼士人精神，但這也並不表示他主張中國不應走向政治現代化。最後，余英時主張在基本制度建設上，中國的出路，必須是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基本權利的民主憲政制度，任何壓制個人自由和基本權利的制度都必須反對，「余先生在這點上，終其一生絕不含糊、一以貫之。」
同時，在余英時的歷史研究和公共實踐，絕非2個割裂、互不相關的、甚至有內在張力的世界，他是具有內在一致性和整體性的「公共知識人」的代表。周保松以漢娜鄂蘭、德沃金、哈柏瑪斯、薩依德、杭士基為例指出，對知識人來說，「完整性原則」（principle of integrity）的實踐極為重要，指主體能將自己真誠相信的倫理原則，主動貫徹到生命不同領域，為自己的行動承擔責任，活出人格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這既非意識形態，也不是一時激情」，周保松以羅爾斯（John Rawls）的話來形容，稱這是理性主體經過來回反思後，達致的「反思的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
另外，余英時也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對於自己所思所信，認為僅能看作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不是人人必須接受的絕對真理。但余英時也強調，這一價值取向，使他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
周保松：香港是構成余英時自我的重要部分
至於余英時自由主義的信念，即來自1950至1955年的香港5年，周保松形容，這是余英時的「defining years」，「香港，於余先生，不是過客之地，而是構成他自我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才能解釋他後來一直對香港的關心。」
周保松舉出《明報月刊》1985年6月一篇〈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談我的「中國情懷」〉，裡頭余英時自述，儘管29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自己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曾屢次自戒，而終不能絕。
余英時舉了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二記載了朋友所說的一段佛經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周亮工的朋友接著感慨：「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為余滅火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