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8月在美國寓所辭世，享壽91歲。在《聯經出版》5日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哲學學者周保松表示，余英時秉持的自由主義內涵在香港新亞書院就讀的5年裡養成，且始終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和民主的舉措作出批判，認為余英時承繼了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一生為自由發聲」。
「我在讀余先生回憶錄時，冥冥之中感到和他有一些交接。」周保松說，余英時1950年元旦到香港，自己是1985年抵港，都是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余英時是看望父母，自己也是跟父親團聚，都有跨過羅湖橋的經驗；余英時當時住九龍深水埗青山道，他住深水埗北河街，彼時新亞書院（舊址）在桂林街，離自己住處很近。余英時進入新亞書院想跟著錢穆唸書，自己當時也一心一意想讀新亞。余英時是新亞第1屆畢業生，1952年畢業時只有3個畢業生，中文大學要到1963年成立，因而自己也像是代表師弟師妹跟余先生道別。
周保松分析，余英時從1950年代到香港後，就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其內涵絕對不只「反共」2字而已，吸收及養成的地點也是在香港的5年。
周保松回憶，今年7月13日，余先生給他一封長信，起因是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時，自己寄去一份報紙與長信，很快收到余先生回信，他很內疚沒有及時回覆，也看出對方寫信時筆跡已很吃力，「這封信是余先生給香港人一些鼓勵，有話想跟香港人說」，余英時在信裡寫到，「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1843年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絕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絕不能放棄。」
周保松引述《余英時回憶錄》提到，「我在1948年以前基本上已認同了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新文化，不過當時僅知其所以然而不知所以然……在系統性地閱讀了20世紀的政治、社會思想和專題研究之後，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才真正成為我深入內心的人生信念」，同時他說自己也進一步了解到，改革社會，實現使這些價值，必須避免左右兩極化的「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
周保松分析，余英時是繼胡適之後，在華人思想界最有影響力和最受敬重的自由主義者。他透過學術書寫、公共評論和政治參與，一生都在努力推動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在華人社會形成一種自由主義式的公共文化，為政治轉型做準備。同時，余英時自年輕時代開始，便以「現代知識人」自許，對於自己的責任和角色有清楚自覺，知行合一，「吾道一以貫之」，成為「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典範知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