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提到，余英時除了傳統文獻，還很重視新材料，像寫《論天人之際》之時，也用了相當能力所及的新材料，其中對「郭店楚簡」在註釋裡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如認為外界論斷它在孔、孟之間是太早，應該是在孟子之後。
王汎森：余英時在寫作上有「長期的醞釀」特色
王汎森注意到余英時在寫作上有「長期的醞釀」特色。他指，余英時寫2種文章，一種拿起筆就寫的，但大部分重要的文章都可發現追索很久的痕跡，就像珍珠在蚌殼裡，如余英時的第1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成書是來自於1957年交給老師楊聯陞的一篇報告擴張而成的，原來只是研究生的學期報告，後來出成一本英文書、升等論文，中間經過了10年時間。
王汎森表示，余英時還有一種著作的源起是「附庸蔚為大國」，王汎森舉出多例，很多專著都是起源於為某書寫序而來，如《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從一篇序變1000頁的書；還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幫顧頡剛日記寫序，變成《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等等，機緣一來被邀寫序，就由腹稿把它擴充成一本書。
王汎森提到，余英時每寫完一篇論文，都會請秘書印個1、20份，給學生、朋友，還有他的老師楊聯陞，楊聯陞也會「從四面八方攻看其論證」，像有一次寫了戴震與章學誠思想，楊聯陞就回應從他文章看來，戴震與章學誠只有立言，沒有立德立功，反映清代士人特色；另外，從此書來看，戴震與章學誠思想沒有宇宙論，這些都是為文後受到同儕社群反饋的結果。
王汎森表示，余英時曾說過，論治學，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國維實際上最用功的時候只有20年，像下圍棋沒有廢子，「用力得當」，余英時也是圍棋高手，每到一處都找人下棋，他觀察，這種從外向內包圍，慢慢形成問題，治學宛如弈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