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巨幅改變，已經對構成藝術的事物造成深刻的衝擊。歷來的藝術家回應著自己生活的時代，而在20世紀初期用來構成藝術的工具，諸如影像創作、表演、設計與建築，在當今的廣告界和媒體界裡則是基本的技巧。事實上，相較於創意產業的規模和範疇，藝術家的創作顯得相形見絀。這就意味著，想要衝破文化生產的陰霾時，藝術家必須更加足智多謀，而這並不是個簡單的任務。
在全球各地自認為是藝術家、藝廊、博物館、雜誌和藝術學校的複雜配置，如此龐大而多樣，以至於無法一概而論—至少我並不打算這麼做。我在本書裡聚焦的，是那些自覺地在藝術與政治的交匯處操作的藝術家。即使在這樣的資格限定之下，我們仍需要做一些歸納。從20世紀晚期到21世紀的頭20年，我們見證了國際藝術界的興起，其中，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這個無所不包的詞彙，取代了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用於描繪數不勝數的美學風格與歷史，它們橫跨國際藝術創作的廣大光譜，相互接連、碰撞與結合。整個1990年代，雙年展開始在全球各個城市興起，從廣州、伊斯坦堡到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隨著這個藝術邁向國際展覽的取向盛行，隨之而來的就是助長當代藝術市場和藝術本身的大量資金。
然而，我已經提過，儘管本書意識到雙年展的激增和新全球藝術市場的崛起，但書中特別關注的是作品觸碰到藝術與政治交集的藝術家。儘管這些藝術家之中，有些確實與市場的基礎結構和收益流量相互牽動（確實是如此，即使是非商業性藝術的論述與空間，也無法全然不受巨額融資的藝術市場的影響），但這些藝術家創作時所處的環境，有著格外獨特的軌跡。
關注人群與社會的行動藝術 社會美學啟動結構連結
其中特別要提及2個突出的藝術生產，這2者是重要先例，影響了近來大多數的藝術和政治工作：社會美學（social aesthetics）與戰術媒介（tactical media）。社會美學關注的是人（因此是透過人而生的政治），而戰術媒介則只將藝術視為擾亂權力的工具。社會美學多半與行動主義的關係較不明顯，而戰術媒介則是擁抱自身昭然若揭的行動主義基礎。這是2股不同的藝術運動，但都感興趣於把藝術帶進整個世界，並使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訴說。正是這個共同的取向，使得這2個路徑對理解現今運作中的藝術與政治至關重要。
社會美學興起於1990年代中期。此時，藝術一下子變得更側重社會性和人際關係，毫不懼怕無形與即時的呈現。這是行動的藝術。這是涉及人群的藝術，且並非總是發生在博物館裡。這種藝術創作者的靈感來自於對大眾文化的高度質疑感受，故而強調的是即時的、個人的以及有時是政治性的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