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美學強調的人際關係，往往發生於博物館或藝廊的環境之外。這是關注社會性的藝術。以「住屋者網絡（Tenantspin）」為例，它是丹麥藝術團體「超柔（Superflex）」於2001年的創作，地點是英格蘭利物浦的一處公共住宅大樓區。超伸展的藝術家運用網路播映技術（Skype當時還未發明出來）發展出了一個媒體頻道，供住民討論發生在住宅社區裡大小事。不論關心的問題是租金、待修設施、在地烘焙義賣，甚或是即將到來的卡拉OK聚會，「住屋者網絡」都是作為公民活動的觸媒而運作。沒有當地住民的互動，這件作品就不會存在。就本質來說，啟動社會性的事物就是藝術。
我們可以在整個20世紀中找到社會美學的前例：蘇黎世的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於第1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喧囂讀詩活動與表演；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於40年代和50年代的社會雕塑作品；50年代稱為「偶發（Happenings）」的狂野、轉瞬即逝的行動主義表演；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蘇珊．雷西（Suzanne Lacy）和梅爾．拉德曼．優克里斯（Mierle Laderman Ukeles）等第2波女性主義者的作品，都是個人、政治與社會的事物的深刻連結；黑利歐．奧迪西卡（Helio Oticica）與黎吉亞．克拉克（Lygia Clark）等藝術家的巴西熱帶主義運動（Brazilian Tropicalia Movement）的社會心理分析作品。儘管這樣的歷史前例不勝枚舉，可是社會美學不單是這一連串連結中的最新環節：基於此運動強調參與和社會性的部分，它可被視為對媒體和操弄式文化生產的疏離效應的必要回應。
實踐與對話構建藝術形態 展現文化利害關係
社會美學產生了數個分支，而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法國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所提出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不過，這個朝向社會的、以及有時是政治的事物的運動，有著許多不同的名稱和變化組合，包括了對話美學、社會實踐、新類型公共藝術等等。另一個丹麥藝術團體「N55」設計了1個可以推上街頭的行動屋；藝術家里克力．提拉瓦尼賈（Rirkrit Tiravanija）煮了泰式炒粿條讓博物館贊助者食用；奧地利藝術團體「關閉週（Wochenklausur）」設計了關注藥物成癮的公民工作坊。
社會美學或許欠缺了先前的藝術運動的政治效能，但是確實轉變了文化中美學的利害關係。居．德波想要脫離奇觀的想望，似乎在這些強調人際和即時的新藝術形式中找到了答案，或是至少有了回聲。社會美學將只會越來越重要。
社會美學擁抱了博物館牆外的真實世界之現實，於是也必然面臨由文化工業支配一切的環境。與此同時，戰術媒介（1種相關但類型不同的藝術）的藝術家則在具有鮮明政治性的領域發揮作用。
＊作者為納托．湯普森（Nato Thompson），作家和策展人，其作品主要關注於藝術、政治與城市的交集之處，曾擔任美國公共藝術機構「創意時代（Creative Time）」、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等單位策展人，執行許多大型策展計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觀看權力的方式：改變社會的21世紀藝術行動指南》（行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