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後來在《歷史與思想》新版序言中回憶，自己當時之所以轉而大量用中文寫作，是因為他在1971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新亞書院會晤師友，他發現自己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當時余英時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布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恰巧1973至75兩年，余英時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從那時起，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簡要的論文。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余英時才在日後的大陸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
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4年，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任上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年44歲，比同時代的許倬雲早6年，比張灝早18年，比林毓生早20年，是當之無愧的「少年院士」。也就是從此時開始，余英時終於摘去了國民黨將其視為「第3勢力」的有色眼鏡，開始逐步和台灣密切聯繫。
其實不僅僅是余英時，余英時的老師錢穆當選院士也非常坎坷，這與當時學術界的門戶之見有著密切的關係，即便是胸懷寬廣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生前也沒有全力幫助錢穆當選，直到胡適去世6年後錢穆才以高票當選院士，錢穆的學生嚴耕望後來回憶：「（1957年）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先生辭職，胡先生回台繼任。我想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能盡羅全國顯著學人，任令錢先生獨樹一幟於院士團體之外，已不應該。別人擔任院長。事猶可諒，胡先生無疑為全國學術界領袖，若仍不能注意到此一問題，更屬遺憾。所以我勇敢地給胡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此項意見，希望他積極考慮，並很直率地說，我此番心意不是為錢先生爭取此項無用的榮銜，因為先生學術地位、中外聲譽早已大著，獨樹一幟，愈孤立，愈顯光榮。但就研究院而言，尤其就胡先生而言，不能不有此一舉，以顯示胡先生領袖群倫的形象。」
當時據說胡適對於嚴耕望的建議深表同意，與在台幾位年長院士籌議提名，但少數有力人士門戶之見仍深，所以錢穆依舊沒有當選，1959年嚴耕望從美國回台灣，胡適曾有一次想和嚴耕望討論此事，但又默然中止，後來姚從吾才將其中的原委簡略的告訴嚴耕望。說到底還是因為中研院中某些人的門戶之見。
1966年夏，中央研究院將舉辦第7次院士會議，這時幾位年長院士擬提名錢穆為候選人，當時嚴耕望已在香港，收到史語所同人的來信，請他就近徵詢錢穆的同意，但是錢穆憤然拒絕提名，同時相當憤慨的表示：「民國37年第1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80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嚴耕望笑著向錢穆解釋說：「先生講學意趣與他們不同，門戶之見，自古而然。現在他們幡然悔悟，為了表示中國學術界的團結，似也不必計較。」但是錢穆先生終究沒有同意，嚴耕望只好通知史語所撤銷提名，過了2年中央研究院舉辦第8次院士會議，錢穆再次獲得提名，錢穆這才勉強答應，嚴耕望認為錢穆當選院士，不僅僅「象徵中國學術界之團結」，而且「也一洗中研院排斥異己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