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那麼,您個人如何評價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
石文安:這本書全篇為對華接觸政策提供了一個綜合性評估。接觸中國的過程難免複雜,正如書中許多章節所指出的,美中關係從來都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正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董雲裳(Susan Thornton)所言,過去四十多年的美中關係飽經動蕩和變遷。他們寫道:「未曾預料到的外部事件或來自國內的壓力接踵而至,威脅破壞著中美關係並打擊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潛在邏輯。」推動美中關係屢次重回建設性的軌道,需要在雙邊危機管控中發揮毅力、克制力和經驗。正如書中許多章節提到的,盡管對華接觸經常出現失誤、誤解和挫折,但其益處似乎總是大於挑戰。最重要的是,美中兩國的接觸為東亞地區帶來了長期和平,這與美軍在朝鮮半島和越南爆發的局部熱戰相比,對比鮮明。
在雙邊關係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國收獲的實際利益可能大於美國。對中國而言,雙方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從根本上提高了對B肝、愛滋病、肺結核和SARS等潛在致命傳染病的控制能力,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數十萬中國學生赴美接受教育,許多人留在美國追求成功的事業並成為了美國公民,其他人回到中國亦成就斐然。隨後,特別是隨著貿易量的急劇增長,美國也在雙邊互動中獲益頗豐。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美籍中國問題專家都極大地受益於在中國生活、學習、工作、開展研究和交友的機會。簡而言之,我個人對接觸政策的看法通常是非常積極的。
德國之聲:中美關係的惡化使計劃或已經送子女赴美留學的中國家長普遍感到不安。您在教育領域工作了很長時間,如何看待教育交流在美中關係發展中的作用?
石文安:戴博(Robert Daly)為本書撰寫的一個章節--「思想家、建設者、象徵符號,還是間諜?」,就涉及到美中學術關係的發展歷史。美國為中國學生提供教育的歷史很悠久。1872年,120名少年作為第一批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學習自然科學、軍事和工程學,目的是培養一批有助於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青年。在此後美中接觸時期,鄧小平和中國政府還向美國派遣了大批學生和學者,同樣期望他們以學習工程和自然科學為主,回國為實現「四化」而做出貢獻。在美國方面,許多人希望美國的教育可以使中國人對我們的科學成就和民主政治價值觀產生欽佩。事實上,正如戴博所指出的,初期被派往美國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只有15%回到了中國。其余的學生則成為美國公民融入到了民族大熔爐, 在此生兒育女,並取得事業上的成功。毫無疑問,那些定居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為美國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