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頂燈亮起，整個影廳滿是窸窸窣窣抽著面紙（或鼻子）的聲音，足見觀眾入戲之深，金馬如有一個「反差衝擊獎」，《美國女孩》十拿九穩。
二、
若家人各是一座冰山，水下暗藏最多的就是恐懼與焦慮。冰山何嘗不渴望泊岸，只是自己巨大到所有經過的船隻都觸礁。
正處叛逆期的芳儀被迫遠離好友與熱愛的生活，又從資優生「淪落」至班上倒數，青少年融入同儕的需求已經夠沉重，成年後可能受人欣羨的海歸身份，只平添了她被排擠的焦慮；而在媽媽患病、生離死別的恐懼之外，身為長姐還可能提早肩負照顧妹妹的責任，無疑也令15歲少女窒息。
芳儀所不能接受的是，落到這一步並非她自己選擇的，從出生、赴美、返台到就讀的學校，孩子幾乎沒有絲毫選擇權，生活被剝奪卻得不到引導與同理。因此張口流露出的不是挫折，僅能以憤怒的質問排解不安。還有餘裕溫柔的日子裡，母女談心當然容易，偏偏在挫折填滿胸臆時，僅剩的字句都如利刃割心。
「難道我在你眼裡就這麼自私？」
「52分在美國是及格嗎？」
「你以為我不害怕嗎？」
——像這樣的反問，華人家庭的孩子應該都不陌生，本片每個角色都有「表達」，卻少有幾幕說出不帶刺的心聲。
臨床心理學家盧森堡（Marshall Rosenberg）在《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剖析，他稱這類帶有預設立場的詰問是「暴力型言語」，也是人際溝通最大的阻礙，因為聽者只會迷失在無端被攻擊後的創痛裡，接收不了情緒與資訊，長此以往，還會習得同樣的傷人姿態，將隱性暴力傳遞下去。
可以說，不幸的家庭最相似之處不僅是「缺乏表達」，更是「好好說話」的教育之缺席。暴力式言語可以暫時武裝焦慮的心，但最後解救了困境的，還是因為孩子看見了莉莉洶湧的無助，兩人才有和解可能。美國女孩最終是幸運的，或許也滿足了許多觀眾渴望被理解的傷。
三、
沒有選擇無疑痛苦，可是身為成人，選擇之後，責任更是沉重。
媽媽莉莉因癌症而返台，努力打拼的美國夢化為泡影，與丈夫團聚後的生活分歧更襯出暗潮下的懊悔與不甘。儘管作者可能無意指控，我們卻不能不認出，這家人的不適應和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脫不了關係。
華人說父親是一家之主，但「家」應該是什麼樣貌，實際的形塑責任全落在母親頭上。從婆媳關係、孩子教育到家庭整潔，母職的評量標準有太多太多，連丈夫穿錯了襪子、女兒忘了帶便當，都有可能成為「不好的媽媽」的證據。如此嚴酷觀念餵養了多數媽媽的焦慮——但凡是渴望扮演（所有人眼中的）好人妻與好人母的女性，都不免養成盯前顧後的碎念習慣。莉莉一心赴美追求更好人生，以及患病後日益挑剔、緊張的性格轉變，大抵也是「過度努力」的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