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戰爭開打之前，帝國內許多領主為了籌措戰費，紛紛私鑄銀幣，競相貶值。而皇帝不僅縱容，甚至還趁機撈錢。最有名的例子發生在1622年，來自布拉格的銀行家Hans de Witte，組建了一個財團，從皇帝手上租下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與下奧地利境內所有官方鑄幣廠，並取得白銀交易與鑄幣的壟斷特權。取得特權之後de Witte財團幹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價收購白銀，然後稀釋銀幣成色。與1559年敕令相比，1622年de Witte財團鑄造的銀幣僅約值1559年銀幣的1/8。如此劇貶，獲利的除了財團之外，還有皇帝本人：de Witte財團為了取得特權所需向皇帝支付的租金，相當於皇帝從波希米亞境內歲入的六倍。
白銀通貨膨脹讓一小撮人暴富，也為帝國經濟帶來嚴重問題。由於邦國之間的跨境貿易靠銀幣，劣幣就成為邦國之間打經濟戰的武器：A國從B國進口物資並支付成色不足的銀幣，B國向人民搜刮比A國銀幣成色更足的舊幣，換發成色更差的新幣，然後去A國倒貨；A國為了防禦，只好開始鑄造劣幣，很快地，競貶就在帝國境內擴散：成色較足的老（良）幣被囤積，或被改鑄為成色不足的新（劣）幣，抬高白銀價格，導致鑄幣廠開始鑄銅幣，又推升銅價。等到連銅鍋都被老百姓從家裡搬出來送去鑄幣時，惡性通脹早已失控。買不起食物的憤怒人民開始暴動，鑄幣廠也難以為繼。這證明海耶克讓貨幣發行完全交由私人與市場決定的「非國家化」主張，在人性與科技進化到一定程度之前，實務上有相當困難。
這個史稱The Kipper- and Wipperzeit Crisis的金融危機，最後收場仍靠貿易商與金融家。當時的金融創新，就是貿易商倡議組建的接受公眾存放錢幣、只辦匯兌不做放款的銀行（public deposit bank）。這些銀行業務單純：收硬幣，驗足成色後，在戶頭中記一筆帳，不同銀行帳戶之間可以互轉，也可兌現。坊間雖然充斥真偽難辨、成色不足的錢幣，但因為透過統一的結算與匯兌標準，銀行之間如果協力維持市面，那麼貿易雙方因為資訊不對稱而拒收錢幣的問題，就可以透過bank money解決。這個原始的帳聯網，正是現代貨幣銀行學上稱的inside money （私部門負債擔保的通貨，例如票券）與outside money（市面流通的硬幣、現金等等不是私部門負債的通貨，通常是由政府或公部門壟斷發行）之間的交換介面。這些銀行擔負起創造信任、融通信用的重任，回應了經濟需求，穩定了金融秩序。這恰好是央行的關鍵職能。（胡按：這裡提到的bank money就是我國史上的「飛錢」，唐憲宗時代就有了，比西歐早八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