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科普作家Steven Johnson最近在紐約時報雜誌刊登的〈在比特幣泡沫之後（Beyond the Bitcoin Bubble）〉一文裡說得極好：
「⋯⋯如果我們能夠從網際網路的歷史中學到什麼，那就是一些軟體架構上早期的內部決定，在該科技廣為被採用後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全球性的衝擊：如果七十年代被採用的電子郵件標準中包含了公鑰－私鑰加密系統，我們就可以避免像是索尼或者John Podesta遭遇到的電子郵件被駭事件，上百萬的普通消費者也能避免身份被盜用；如果WWW的發明人提姆・伯納－李當初有把將個人社會身份對應到網路身份的協定加入規格中，我們就不會有臉書。」
儘管穿著白色大衣在實驗室裡像倉鼠一樣團團轉的研究人員會本能地抗議，事實上是大部分新的科技都會失敗，不是在技術上失敗，而是在商業上失敗。而成功達到廣泛應用的科技則往往會在消費者手上演化出意料之外的使用者情境，就像當初二代行動電話標準中拿來填通訊協定空檔的簡訊服務，意外成為消費者的最愛，也一度成為電信商獲利率最高的營收來源。又好比阿弗列德・諾貝爾在1866年發明的炸藥，原本是為了採礦和建築爆破用，最後卻為戰爭所用，成為殺人武器⋯⋯
技術開發者或者標準制定者無法預見一個科技是否會成功，也無法預見所有最終的使用場景，科技的進展是一個不可逆的單向平衡式，我們則活在各個科技結果論的疊加（superposition）之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比特幣——乃至於所有值得一提的加密貨幣——作為一種科技的成功與否，乃至於使用者情境是否如預期，都是很值得討論的。
如果我們回頭檢討比特幣的基本架構，我們不難發現分散式系統（distributed system）的癥結：分散式系統需要各個運算節點（以及掌控這些節點和負擔營運成本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的投入才能夠達到分散式系統的優點，但如何吸引節點耗費自身資源參與系統，並建立一個完整自足（self-sufficient）的誘因系統，是分散式系統最大挑戰。
早期台灣社會流行的標會系統，其實就是一種分散系統。跟會的複數獨立自然人互相監督彼此是否如常在學校或者公務機關上班，是否有落跑跡象，相較於付出的這些代價，有資金需求的人可以快速借貸到資金，無資金需求的則可以享受相對於銀行存款的利差。只要好處（融資和利差）高於代價（守望相助的成本），標會系統就可以在沒有中央控管下持續存在。
在數位的世界中，比特幣也不是第一個被廣為接受的分散式系統，十七年前問世的BitTorrent通訊協定遠比比特幣更早席捲網路世界。BitTorrent是一個「群對群」（peer-to-peer, P2P）的檔案分享通訊協定，相對於由中央伺服器下載完整檔案，BitTorrent讓複數擁有片段檔案的電腦同時提供和接受檔案的下載和重建，儘管最初還是要有一台電腦擁有完整檔案，但隨著擁有不同片段檔案的電腦加入分享網路中，每一台電腦的下載速度會遠遠超越中央伺服器能提供給同樣數量的電腦的下載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