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乾隆48年）造訪巴達維亞的王大海，在其見聞錄《海島逸誌》中有「在巴達維亞貿易的人，大家都接受土庫的待遇（土庫是巨大的家屋），交易也是遵守巴達維亞的約定（在吧貿易者，皆處以土庫［巨第也］，其交關亦遵吧國約束）」。許雲樵《南洋華語俚語辭典》中解說：「在閩南，將『棧』稱之為『土庫』，現在則是指外國人的商品倉庫和商行（閩南稱棧曰土庫，今指外人貨倉及商行）」。
「棧」所指的就是「貨棧」、「行棧」、也就是貿易的經銷批發商；他們為從事商品買賣、不辭千里自遠方而來的客商，提供住宿、買賣仲介、代理等服務。在廣東省東部潮州的商業港口樟林，外洋船隻從事貿易的「洋船棧」，「多數是巨大的建築物，將商場、倉庫、住宅、客舍連為一體，占地一畝（約兩百坪）左右。因為鄰近港口，唯恐漲潮淹水，而採多樓層建築（多數是巨型的建築，每座聯商場、倉庫、住宅、客舍於一體，占地約一畝左右。因鄰近港旁，漲潮內澇，均可為患，故都有樓層）」。即便到了現在，在馬來語系的語言中，toko也廣泛被使用在意指「商店」的語彙上。長崎的貿易商，將唐人館內自己宿泊的家屋稱呼為toko，應該是由於他們認為其與中國的「行」、「棧」具有相同機能的緣故；這也顯示，長崎貿易是擴展到東南亞方面的唐人貿易網絡中的一部分。
華人的利用與管理
李衛提醒皇帝注意，信牌制度可能會成為日本用來逼迫中國商人、實現種種要求的有力道具：
數年以來設立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質。遂多干犯禁條，不一而足。
（譯：數年來，［日本］設立倭照［信牌］制度，挾制客商。從要求禮物開始，接著便開始強制要求帶入人員和貨物，結果導致許多違禁狀態出現。）
長崎當局在實施信牌制度的兩年後，開始使用信牌，作為獲取願和日方合作者的利益誘導手段。其第一號，便是廣南船的陳祖觀。陳祖觀在1717年（康熙56年，日本享保2年）8月7日，未攜帶信牌而來航長崎。他接受日方的要求，答應幫忙確認「43名船頭的信牌在寧波被扣押」這一風傳是否屬實，從而領到了日方新發行、於丁酉年（1717年）來行的信牌。隨即前往寧波的陳祖觀在9月5日回到長崎，報告「唐國官府已經相當順利地將信牌全數交還給船主們，各船應該會逐一入港」。攜帶著朝廷歸還信牌的李亦賢的船隻，就在十天後入港；之後，浙江、江蘇方面的船隻接二連三地來航。
信牌成自由市場交易貨物 李衛設自律制度共管
不久後在中國國內，一張信牌居然以7000兩至1萬兩程度的高價，成為市場上交易的商品；並且，開始出現以取得信牌為目的之商人，應日方要求而攜帶醫生等專業人士渡海，前往長崎開業的狀況。「商人貪於倭照（信牌）而展開貿易，一味服從（日本方面的）命令。」這種狀況對清朝的安全保障而言，當然是不能坐視不理之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以此為理由，選擇從長崎貿易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