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要出版政論集《香港思潮》,陳表示天地不宜出版,但我可以自費出版,天地代做所有版面、封面設計工作,並介紹願意印刷和發行的出版商。這以後我繼續出版了好幾本政治敏感的書籍,他都讓天地幫忙。
2017年由於經營環境困難,天地連年虧損,我提出趁現在資產豐厚,不妨考慮賣盤,也許有資金雄厚又願意投資文化事業的人士願意買下來。當時包括最大股東三中商擁有的僑商也同意了。我找到了這樣的商人。在帶他去天地大致定出價錢後,僑商突然反口反對出售,而且增持股份至接近50%。於是買賣泡湯。這一年陳松齡退休,由中聯辦持有的三中商派來新董事長。天地的性質也就改變了。
![;眾籌成立的臻善有限公司1982年舉行百多人參加的股東大會,中為董事會主席馮可強,右是秘書方蘇,李怡任執行。(作者提供) ;眾籌成立的臻善有限公司1982年舉行百多人參加的股東大會,中為董事會主席馮可強,右是秘書方蘇,李怡任執行。(作者提供)](https://image.cache.storm.mg/styles/smg-800xauto-er/s3/media/image/2022/03/14/20220314-032906_U1004_M750399_8884.png?itok=VrM_jhDw)
我被「掃地出門」後,一直沒有把被迫離開天地的經過說出來,只在遷離天地的1981年8月號的「卷頭語」輕輕提到「曾經被迫考慮要停刊」。不公開披露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是我的選擇,怪不得人。香港的中共工委沒有執行廖承志「徹底搞垮」的指令,但中共派駐香港有多條不同的線,霍英東應可直通廖承志辦公室,作為左派商人他作出的選擇理所當然。香港左派領導人直接間接勸我放棄《七十年代》可能出於好意。轉讓出版《七十年代》的權利也順暢。我不將經過公開的更實際原因是保護天地,我相信陳松齡、劉文良會秉持始創時的宗旨。後來天地的發展我也必須承認他們比我更會經營。
《七十年代》作為一本政論雜誌,應該獨立而公正地就事論事,論的是兩岸三地及世局,個人的際遇若摻雜其中,格局就小了。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失敗者回憶錄102:「庚申改革」的流產
「庚申改革」這四個字,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它的流產,使我從此對中國的政改絕望。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脫離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時期。那時在中共內部提出一個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據鄧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內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後收進《鄧小平文選》,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但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幅度刪節,改革的目標和一些具體措施也不見了。
在鄧小平8.18講話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提出一個六萬字的報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長達一萬八千字。講明根據鄧小平講話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權威性。《七十年代》從某渠道取得這個講話的油印本,並於1981年三月號全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