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要出版政論集《香港思潮》，陳表示天地不宜出版，但我可以自費出版，天地代做所有版面、封面設計工作，並介紹願意印刷和發行的出版商。這以後我繼續出版了好幾本政治敏感的書籍，他都讓天地幫忙。
2017年由於經營環境困難，天地連年虧損，我提出趁現在資產豐厚，不妨考慮賣盤，也許有資金雄厚又願意投資文化事業的人士願意買下來。當時包括最大股東三中商擁有的僑商也同意了。我找到了這樣的商人。在帶他去天地大致定出價錢後，僑商突然反口反對出售，而且增持股份至接近50%。於是買賣泡湯。這一年陳松齡退休，由中聯辦持有的三中商派來新董事長。天地的性質也就改變了。
我被「掃地出門」後，一直沒有把被迫離開天地的經過說出來，只在遷離天地的1981年8月號的「卷頭語」輕輕提到「曾經被迫考慮要停刊」。不公開披露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是我的選擇，怪不得人。香港的中共工委沒有執行廖承志「徹底搞垮」的指令，但中共派駐香港有多條不同的線，霍英東應可直通廖承志辦公室，作為左派商人他作出的選擇理所當然。香港左派領導人直接間接勸我放棄《七十年代》可能出於好意。轉讓出版《七十年代》的權利也順暢。我不將經過公開的更實際原因是保護天地，我相信陳松齡、劉文良會秉持始創時的宗旨。後來天地的發展我也必須承認他們比我更會經營。
《七十年代》作為一本政論雜誌，應該獨立而公正地就事論事，論的是兩岸三地及世局，個人的際遇若摻雜其中，格局就小了。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失敗者回憶錄102：「庚申改革」的流產
「庚申改革」這四個字，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它的流產，使我從此對中國的政改絕望。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脫離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時期。那時在中共內部提出一個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據鄧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內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後收進《鄧小平文選》，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但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幅度刪節，改革的目標和一些具體措施也不見了。
在鄧小平8.18講話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提出一個六萬字的報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長達一萬八千字。講明根據鄧小平講話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權威性。《七十年代》從某渠道取得這個講話的油印本，並於1981年三月號全文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