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不像李登輝那樣擁有掌握政治權力的高光時刻，不過《經濟學人》說他是當年那一代少數能與日本學生在最高水準上競爭的台灣人，因為彭明敏赴日考上作為京都大學前身的舊制第三高等學校，雖然沒有如行醫的父親所願攻讀醫科，但他也放棄了自己所愛的法國文學與哲學，考進東京帝大研習法律與政治科學。不過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彭明敏不幸遇上美軍空襲、甚至在1945年8月9日近距離目睹了原子彈落在長崎炸出的蘑菇雲。
幸好彭明敏最後活了下來（只是被美軍炸斷了左臂，終身裝著義肢），台灣也因為日本戰敗脫離了長達50年的殖民佔領。不過《經濟學人》也說，就跟1895年被清國割讓給日本一樣，台灣這次回歸中國也沒有問過台灣人民的意見，而是由蔣介石、邱吉爾與羅斯福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自行談定。不過返鄉後的彭明敏發現，處於恐怖統治狀態下的台灣並未得到解放，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根本是「一群拾荒者」，對他們來說台灣人不過是「被征服的民族」。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很快讓台灣人的不滿升級為全島暴動，包括許多本土精英在內的數千人死於非命，台灣也就此落入長達40年的國民黨獨裁統治中，國民黨1949年在中國內戰的失利，則讓兩百萬中國難民湧入台灣，但是國民黨持續宣稱對整個中國（以及蒙古國）擁有主權。有意思的是，《經濟學人》在李登輝訃聞中也提到了二二八事件（那篇文章提到的死難人數則為兩萬人）、白色恐怖與1987年的解嚴。不過《經濟學人》說，在李登輝看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溫和」（而未使用「恐怖統治」、「拾荒者的雜牌軍」這樣強烈的負面用語），因為國民黨一心想要反攻大陸，因此不能容許異議者。
《經濟學人》也提到了李登輝曾赴日求學（京都帝大農學部）、參與日軍（抱持和平主義的彭明敏則不曾參軍）、也曾接觸共產主義等年輕時的經歷，不過《經濟學人》卻沒有提到李登輝與彭明敏兩人在台大就讀時期便已結識成為好友。李登輝與彭明敏除了在台大的攻讀領域不同，在後來的白色恐怖與尚未民主化的年代，兩人的最大差異該是一個進入了統治機器，另一個則選擇積極反抗體制。
對於這一點，《經濟學人》則談到了李登輝的精神層面。《經濟學人》說李登輝更多地受益於禪宗思想，這讓他如蘆葦彎腰時不感羞恥、認為過於急躁無所謂智慧；1961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後，他在傳福音時則顯露出一種彌賽亞（救世主）的傾向。李登輝在這段時間一直保持低調，國民黨也一直注意甚至是監視著他。直到1972年，李登輝被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任命為政務委員（並且在前一年正式加入國民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