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寧願「拔管」不惜破壞體制與法制，小英團隊對於歷史要怎樣交代？對於全民又要怎樣交代？對於高教師生來說，蠻橫地「拔管」只有創造出社會更大的分裂與不安，對民進黨年底的選情只有雪上加霜，又怎麼可能止血呢？更麻煩的是學生與家長看在眼裡，會覺得台灣教育還有指望嗎？有心望子成龍的父母，不會想著把孩子送往國外與大陸以強化子女未來的競爭力才怪，忙著搞鬥爭的執政黨，這樣的生源流失和少子化一樣已成國內教育的危機，你們看到嗎？
三、改革是痛苦的歷程，需要大家共體時艱，然而，完全不公不義的改革，只知圖一黨之利的改革，這不是為了全體國民，卻要全體國民來共同承擔這些不公不義的惡果，小英只知道要大家「忍耐十年」。光是一樣改革兩套標準、一樣治國兩套法制，好的都留給民進黨自己，惡劣的全由別人承擔，請問如此地思維，誰會想要再忍十年？誰跟你共體時艱呢？
新儒家大師熊十力在1949年國事動盪的那一年，選擇留在廣州。他曾抱持著對於未來中國新局，有著可以讓他自由講學的時空環境，好為中華文化留一些種子的希望。可惜老毛不是這樣想，更不是這樣做。他曾在1950年夏寫信給老毛，提出四項建議：「一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二、恢復內學院，並薦呂秋逸主其事。三、恢復杭州智林圖書館，仍由馬一浮主持。四、恢復勉仁書院，仍由梁漱溟主持」。然而毛復函，不置可否。1964年12月熊先生赴北京參加會議，未赴會場，在賓館閱周恩來當年的中共「政府工作報告」，返回上海家中，就此一報告文中提的「從必然王國到目的王國」一段加以發揮，請董必武轉託給毛、周二人。傳此函引起了大麻煩，毛甚至放言：「關於熊先生的思想，現在不必動他，等他百年後再來好好加以批評。」
當時熊先生手書《摧惑顯宗記》及《與友人論張江陵》，在後者書中，他提到：「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述，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禁錮，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他以張居正雖有政績，但禁講學、毀書院為鑑，「可見改革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根基也。」
熊先生觀察到明末張居正的推新政與改革，卻是「禁講學、毀書院」，結果不但沒有根基可言，更重要就是禁錮了學術思想，讓明朝走入覆亡。老毛不以歷史為殷鑑，變本加厲禁錮學界與學術發展，更在1966年起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慘痛的空白與對知識分子的屈辱傷害，讓中國大倒退之外，中華文化完全破壞殆盡。
如今再對照蔡政府的教育政策與作為，一樣是在開歷史與學術自由的倒車。完全無視「大學自主」根本意涵就是讓學術自由、獨立創造，以帶動社會更新的風氣。一個「拔管」讓小英團隊自曝其短，更讓民進黨的教育政策完全斷了根。因為教育部不但把「大學自主」之門給關上，更把「學術自由」「獨立創造」的根基給禁錮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