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鄧小平在務虛會上提到政治改革，說要開始醞釀？
陳：這就開啟了改革的一個目標，那麼開啟了以後，當時《人民日報》都掌握在黨內務虛會派的手中，所以做了這部分大量的文章。在務虛會的第一階段會議，與會者紛紛放炮，雖然言論並沒有達到《北京之春》或者說魏京生的程度，但是嚴家其把鉛印版的《北京之春》拿到會議上散發。我們鉛印版的第一期印了一萬冊，嚴家其拿了好多本到會議上發，大家很有好評。鄧小平看到後，就問這個民刊怎麼印得這麼好，是誰給他們找的印刷廠，誰弄的紙。鄧這麼一問，第二期就被扣在印刷廠裡，出不來了。
1992年陳子明在獄中，上床是他在獄中閱讀圖書的一部分
四五運動失敗
我認為，當時「改革」尚未定型。鄧小平講過好話，胡耀邦也講過很多好話，但是鄧又不斷地講不好的話，比如說四項基本原則。在務虛會的第二階段，胡喬木給鄧小平起草的講話發表以後，大家就不說話了。當時鬥爭非常激烈，1978-79年、1980-81年，每年都在反覆。鄧力群、胡喬木、王震、陳雲不斷跟另一邊斗，所以老是反反覆覆，包括把魏京生給抓了。
問：你們跟魏京生的關係如何？
陳：我們這個團體是以四五運動的被捕者為主體。被捕者平反以後，有些被胡耀邦選為團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從當時到現在，我們都是替魏京生說話的。到現在為止，我跟王軍濤都沒有批評過魏京生。但是徐文立有表達，王希哲也有表達。他們的意思是說，當時還有凡是派，可以藉助鄧小平來反對凡是派，把改革的進程再往前推一推，這樣鄧就未必會講出四項基本原則。由於魏京生把矛頭轉向了鄧小平，結果鄧小平就講出了那些話。就是說，你不刺激鄧，鄧可能還不講四項原則，我們就可以把局面撐得更開一點。
問：「未定」階段何時結束？
陳：最晚到1982年憲法出來以前。但對於我們這批人來說，有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就是1981年2月中央九號文件出來以後，在全國抓了一千多人，把民刊的人一網打盡。最後，也只有我們這批人倖存了下來，但是也只差一點而已。
我在1989年4月19日的一個座談會上講了一番話，那個座談會有三十多人參加，主持者對我進行言論控制，《世界經濟導報》刊發了幾乎所有人的發言，就是沒刊發我的發言。我發言一個意思是說，胡耀邦在1980年競選運動後期，說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三次青年反黨運動，第一次是1957年的五一九運動，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就是競選運動。胡耀邦的話已經進了印刷廠，後來有些人勸胡耀邦不要這麼講，才又抽了回來。如果胡的講話發表的話，我們就是反黨分子了。當時陳雲和鄧小平都強調絕不讓三種人上台，這三種人指的是與文革有關的人，但後來他們又定義了新三種人，納入了搞民刊、搞競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