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宜康、周威佑恰巧都是當年的學運健將，當年追求校園民主無役不與，然而，當民主到手，是否就不准別人享用，那和毛澤東打下中國後、立刻區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行徑豈非只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別；民主化本來就是少數人犧牲、多數人搭便車的過程，回頭想想，段宜康、周威佑這一輩五年級生的運動者是歷史上的幸運者，因為民主來得順利又快，他們當年的「勇敢」或「犧牲」，獲得台灣民眾豐美慷慨的回報；難道此刻他們還要反過來打造有次等公民的民主！不論劉兆玄、孫震這兩位前校長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扮演什麼角色，他們今天都有權、更有其專業來談大學自主。
當年的運動大將或自由派學者，也並非都赤裸裸的挺教育部，黃武雄就表示，是台大校務會議棄守自己的職責、未釐清管中閔利益迴避爭議，最後教育部只好介入；然而，有關管中閔利益迴避爭議以及其遴選資格，其實已經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開會確定，台大校務會議又有何立場去要求遴選委員會改弦更張；其實，臨時校務會議本來就是反管人士要求召開的，最後也做出決定，不能因結果不合己意，就說台大校園民主有問題。
台大校長遴委會之所以認定管中閔無利益迴避問題，最主要的根據是：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興與管中閔之間並無「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亦無「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因此並無利益迴避問題；當然，反管派並不滿意，並以「法律是最低原則」為由要求管中閔應拿出道德高度自行放棄，然而，這次從卡管到拔管給大家最大的教訓也許是，「你的道德並非我的道德」，更何況，台灣當前的道德價值觀幾乎是因地因時制宜、隨時可替換；不讓台灣繼續淪喪下去，將程序正義及法治視為「最後的道德」，可能才是唯一解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