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我們之所以敢辦雜誌，當然有自己的理念，以我們所積累的知識、專業、經歷和人脈，有把握編出獨樹一幟的雜誌；尤其拜副刊3年之賜，有龐大的作者群以及無數的金頭腦支援。我們深入了解全球思潮，也深悉台灣學術、文化生態，知道國內國外什麼人在從事什麼研究及書寫。《當代》透過知識、文學、學術思潮的評介，不只能打破僵斃的黨國文化，同時打開國人的視野，與全球對話。
《當代》雜誌的特色之一，就是每一期推出各種各類的〔專輯〕」，有時一期不只一個。每一「專輯」的題目、內容和執筆者都必須集思廣益而後定奪，不但有力道、有歷史與現實意義，重要的是找到當行本色的人寫；而且諸條件必須具備。「專輯」的設計其實是承接〈人間〉副刊而來，《當代》可說是〈人間〉副刊的深化、學術化、廣化版；是提供給對知識有興趣、有好奇心的讀者。從創刊號的〔傅科專輯〕到最後224與225期合刊的《高中歷史課綱大體檢》與《中國崛起與威脅》，都是。《當代》總共製作了兩百多個專輯，真是一步一腳印。
《當代》創刊於1986年的5月。1986年就是民國75年，這是關鍵年代中又具特別意義的一年，是解凍前遙遠的呼聲。這一年發生的幾件事，不但形塑台灣新體制，也從而徹底翻轉台灣既有的結構；「蛻變」就是從此開始。
- 5月1日，一群文化界、學術界的人士共同創辦《當代》，這本標舉文化、思想大纛的刊物；甫出刊就有其一定的意義與象徵。
- 9月28日，130多位「黨外」人士不顧戒嚴令的黨禁正式成立政黨，民主進步黨以「低調」方式啼聲，提出政綱與組織架構。公開向國民黨的權威挑戰。
- 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令》及《動員戡亂時期民間社團組織》2項政改議題。30年的戒嚴體制即將終結。
- 接下來的1987年7月，台灣地區正式解嚴，11月開放「大陸」探親，到12月3日報禁解除，1988年蔣經國去世；喪鐘敲開一扇全新的大門，台灣也進入多事之秋。
《當代》創刊伊始，台灣還處在戒嚴的鐵屋裡，經濟儘管發達，文化卻依然寂寂，黨外雜誌雖風行一時，「雲從龍、風從虎」，基本是為政治服務，文化、學術不是主菜。從《文星》查封（1965年12月）之後，台灣就沒有一本以文化為號召的刊物，《當代》的問世，可以說打破了《文星》之後文化刊物的「天荒」。
《文星》當然是文化刊物，不像《自由中國》用政論掛帥，秉持自由主義精神一意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遂而直接抗衡蔣家， 最終導致被封、被抓的悲劇；但種子播下，點燃的是希望的火種。李敖接辦《文星》，《自由中國》的殷海光成為政論導師，這就是傳承。《文星》以教育界為靶心：一方面教育是文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另一方面直攻教育，目的在避政治敏感之鋒。李敖文字尖銳異常，用字極刻薄之能事，有人暢快、有人厭惡，引發了不少官司。李敖曾向殷海光抱怨：「雷震搞新黨」，造成人被抓、雜誌被封，言論自由被國民黨收回去」，所以「新黨運動對傳播思想而言，是一種連累……」。《自由中國》存活11年，最後雜誌被封、人坐牢，就是殘酷的前車之鑑，聰明如李敖，當然不會攖其鋒。問題是李敖難道不知道《自由中國》終究會被封？《自由中國》反蔣介石「三連任」，就是反蔣王朝的建立，已是罪不能赦，組黨只是罪加一等；無論組不組黨，蔣政權依然會下重手。國民黨在雷震組黨前夕抓人，就是趕在政黨成立之前結束《自由中國》，否則蔣政權要剿滅的不僅僅是《自由中國》發行人而已， 而是反對黨黨魁，不只難度增加很大，政治成本也會很高，後座力恐怕更難以承受。李敖沒有組黨，下場與雷震有不同嗎？50年代後，雷震早預言：蔣經國才是關鍵。《文星》關門是蔣經國的傑作，應驗了雷震的斷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