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掌《文星》後，沒有任何政治行動，思想上、言論上與國民黨對著幹，戳破黨國種種謊言，國民黨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認定是《自由中國》第二 ，非除之而後快。警總「查禁」《文星》第90期 ，這是先手。第98期社論〈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刊出後，正式「勒令停刊」。李敖執筆的社論，副題是「以謝然之先生的作法為例 」；謝然之是國民黨四組（文工會前身）主任。事起於謝然之指控《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 駐歐特派員劉岩為中國遊說，引發余紀忠用社論反擊，要求「謝然之交出證據來」。李敖不諱言是利用余紀忠與謝然之交鋒而「趁火打劫」，打的固是謝然之，火燒的可是「蔣家樓」，指控「一黨專政」下紊亂了「國法黨限」。文星就此被封。《自由中國》背後有胡適，《文星》老闆蕭孟能老爸蕭同茲，擔任中央社社長從中國做到台灣達18年之久，後出任國策顧問、中評委，與黨政水乳交融。《文星》遇難，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暗中與黃少谷、黃杰密謀，聯手說服蔣介石；黃少谷說，蔣介石對蕭同茲，「百分之百信任 」、對蕭孟能，「半信半疑」、對李敖，「完全不信任」；在「自家人」的敵我之判下，蔣似乎願意鬆手，讓《文星》「改組」， 由蕭同茲完全負責，「改組」的人手也內定了。蔣經國卻堅決斬草除根，搜查《文星》資料庫於前，然後抓人。蕭同茲見勢頭不對，「引刀成一快」，要求蔣介石准予「停業」，以求全身而退。蔣經國對付媒體，決不手軟，封《自由中國》、封《文星》，一路下來， 始終如一。
《文星》之後，台灣20多年來為什麼沒有一本文化刊物？原因當然可以很複雜，化繁為簡的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市場與廣告的闕如，而這不但與台灣文化胃納的隘窄有關，同時受整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影響。純文化刊物沒有賣點，有權有勢的大報社要出周刊、辦雜誌都不是小事，「輸人不輸陣」，講究門面外，編輯部組織架構必須完備，編輯、記者、攝影、校對及其他工作人員要充裕，分工較細，薪水不能在水準以下，砸重金卻很難符合成本會計。除非不計虧損，像聯合報社出版《中國論壇》，目的在網羅 / 統戰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國論壇》的言論當然比《聯合報 》寬，但到底與國民黨一家，處處設限，不敢冒政治的風險 。舉個例子，張忠棟寫了〈胡適心目中的民主與反對黨〉，雖然民進黨已成立，雖然蔣經國已宣佈解嚴，但《中國論壇》 社長楊選堂仍不敢登，作者火速轉給《當代》刊出。當時張忠棟沒有告知原委，過世後《當代》特別為他舉辦弔唁會，楊選堂應邀致詞時透露此事並致歉，我當場表示後來我們刊出了。《中國論壇》不能、《當代》能，這就是黨、民媒體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