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10 月 4 號，蘇聯發射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 (Sputnik I)，率先進入太空時代。此舉讓冷戰勁敵美國措手不及，意識到蘇聯已經在太空科技超越自己。雖然史普尼克在繞行軌道三個月後便在重返大氣層途中燒毀，但早已在西方集體意識中留下難以磨滅的恐懼。英文字典中保有「史普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 一詞來描述這種國家層級的驚恐。
從此，美國便無時無刻提防另一場史普尼克危機。隨著中國的崛起，這股危機意識更達到冷戰結束以來的高點。可想而知，這類國家級的危機感對於非超級大國 (Superpower)的台灣十分陌生，但眼看台灣半導體產業逐漸成為足以左右全球軍備競賽的樞紐，或許台灣的「史普尼克時刻」就是：為何台灣無法利用其半導體優勢打造世界一流的軍工業？
為了避免另一場史普尼克危機，美國國防部在 1958 年成立了高等研究計劃署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後更名為今日大家比較熟悉的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DARPA 旨於資助革命性的研發以達到先發制人的優勢：與其被競爭對手的科技優勢攻其不備，不如透過革新技術典範 (technology paradigm) 來確保自己的領先地位。DARPA 半世紀以來對於美國軍事科技的顯著貢獻也讓許多國家試圖仿效其成功模式。台灣也不例外。
「國防自主」缺少由下而上的創新
2016 至 2017 年間，台灣國防部曾著手規劃「台版 DARPA」國防科技發展室，意圖透過每年 30 億台幣的預算結合民間科技的研發能量，達到國防科技產業化。不幸的是，此計畫沿路受到重重阻礙，最後胎死腹中。其中一大阻礙便是大多數人對 DARPA 模式的誤解：除了誤認 DARPA 為某種軍火買賣單位外，最大的反對聲音認為台灣的國防預算與資源無法匹敵美國，因此沒有本錢承擔研發結果不受軍隊青睞，更無法承擔研發失敗的後果。依此論述，台灣國防科技研發已有中科院擔當，無需畫蛇添足。
台版 DARPA 的失敗反映出了台灣推行「國防自主」的迷思：所謂國防自主不應是一條政府與現有軍工體系主導的單行道，而是建立一個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轉移、產品開發直至新創投資等環節的完整生態系。筆者觀察，目前台灣國防自主仍注重於兩條主要脈絡。一，透過從上而下 (top-down) 的政策（如潛艦國造）將台灣電子製造業納入軍工體系。二，仰賴現有國防供應商（如漢翔）帶頭將台灣帶入國外軍火供應鏈。雖然政府正確的意識到引入民間科技產業所帶來的潛能，但忽略了由下而上 (bottom-up) 的創新。目前中科院仍擔當了國防科技研發與技術轉移的中流砥柱，但民間在此環節反而投入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