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文，筆者嘗試從能夠瀏覽到的公開資料，來研究與判斷汪是否有直接、當面的把情報送交給戴。
推論
第一，在那一個年代，汪應該是一開始以絕（對機）密單線/單線聯繫這種方式和戴傳遞情報。我並不認為汪本人有單獨地採用以下的傳達情報的技巧：運用（古老、人工的）紙條、竹管和信鴿加以傳遞；將情報插進包子或者火柴盒的夾層裡；挑選秘密聯絡的（窩藏地）點、門口書洞和死信箱；撰寫秘密信件；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和刊登尋人啟事以及在布告欄張貼啟示。須知，具有特別任務、神聖使命的工作人員多數利用的是（移動短波、飄蕩的幽靈）電台、無線電的呼叫波段（部分的他們能夠把一臺收音機在2至3天之內，改裝成為一臺發射功率為5瓦的收發報機）以及高等級的密碼本。
有趣的是，有一些通風報信的情報人員（含小孩，例如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利用她年僅5歲的弟弟從其父親的上衣口袋中偷走傅將軍保險櫃的鑰匙，再以照相機拍下全部軍事機密並且交給中共地下黨）(10)並不識字。此話的意思是如果被逮捕，他們不可能叛變、反水和被收買（觀看2015年7月19日的《等着我》（Waiting for Me）的第91分鐘）。
由於汪的地位，他必須要透過其他同一線上的（居間、普通或者高級）聯絡人/交通員（underground liaison man）來傳達情報。筆者認為至少有2位，而這兩位有可能識破而不揭露指出擁有27種不同化名/代號(11)的戴就是汪的上線。汪只使用戴的代號也只要對這兩位說：請遵守紀律，不要問一些不該問的問題。就這樣，兩造之間的對話就會馬上結束(12)。
那2位呢？一個資料顯示汪的夫人陳碧君曾經很早就傳遞過情報(13)。又在《76號(14)魔窟》這一部中國電視影集，觀眾得知汪夫人多少懂情報工作，譬如在1939年6至9月這段期間，她有接見軍統的戴炳星少將。這個少將是汪的學生。陳碧君閱讀了戴局長給那一個少將的親筆函。她說她並不信任戴老闆。她也從那封信很快地串連了一些比較粗的中國字(15)並且告知戴炳星說，其實戴雨農有在交代他做什麼事。亦即「加緊消滅汪」(16)。
另外一位傳遞情報的則是汪的至親和親信，也就是何孟恒（本名為何文杰）。在幾個觀點的那一個段落，我會加以琢磨。
第二，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發動了戰爭。同年10月，中華民國軍隊輸掉了淞滬會戰並且撤出上海市。從那一年的12月1日到1946年的4月23日，重慶市成為陪都/戰時首都。1938年10月，日本帝國偽軍算是很輕鬆地繞過許多的障礙、攻陷了武漢市。
